利奥波德·冯·朗克（又译：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逝世已一百周年了。在西方史学界中，有人认为他是实证主义的史学大师，有的则把他视作唯心主义史学的代表。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推崇他为近代德国的史学之父，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直至今天，许多西方史学家仍乐以批判或者借用朗克史学理论来表述自己的史学观点。对于这些史学家来说，朗克如果不是自己治史的样板，起码也是一面镜子。这本身就说明了朗克及其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来说，研究朗克及其史学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通过对朗克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了解与分析，可以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一
    利奥波德·冯·朗克1795年生于图林根地区的维尔小镇，当时该地属萨克森选侯管辖，直到1815年才归并普鲁士。朗克的孩提时代基本上是在平静、守旧的环境中度过的。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欧洲1815年以后复辟时代的白色政治气氛。这种气氛在朗克的思想上打下了保守主义的烙印。
    朗克生长在一个路德教家庭，他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路德派教徒。他信仰万有在神论，认为上帝体现在万物之中，同时又超越整个世界之上。这一信仰为他的史学研究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朗克在一封给他弟弟的信中说，他相信“上帝居住、生活和体现在全部历史之中”①。
    朗克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主要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在求学期间，他并没有选择历史作为主修课，但受到过历史学家尼布尔的教导和古典历史著作的熏陶，并对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作过专题研究。大学毕业后，朗克任教于法兰克福高级中学。正是在中学任教期间，朗克写了他的第一本历史著作《罗曼和日耳曼民族史》。从此开始了他的历史学家生涯。
    《罗曼和日耳曼民族史》是朗克的成名作。因为这本书使他赢得了柏林大学历史教师的职位。该书虽然内容琐碎，结构模糊，充满神学色彩，但其中也有独到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书的序言和附录部分。他曾经宣称，真实的历史要比虚构的小说有趣得多、美得多。因此，他要在他的著作中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坚持写事实②。所谓“事实”，他认为，必须从当时人的回忆录、日记、信件、报告和目击者的原始叙述中得到。他断定，严格选取事实，是历史学家的最高法律。根据这个观点，他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历史向来是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判过去，把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功用，本书未敢期望。它的目的只不过是如实直书而已。”在书的附录《对近代史学家的评论》里，朗克经过自己的研究，还得出了大胆的结论：文艺复兴时代的史学大师圭昔亚狄尼、马基雅维里等人徒有虚名。圭昔亚狄尼的名著《意大利史》在史料选用上错谬颇多，写作中杜撰、虚构之处也不少。朗克的结论尽管苛刻，却也不无道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一附录也表达了他写作此书的动机，表明了他选择历史研究为其终身职业的信念。
    在柏林大学任教，是朗克学术生涯的关键阶段。柏林大学虽然在当时是一所新建的学校（1810年建立），但学术研究气氛浓厚，拥有不少知名的学者。比如，在哲学方面有黑格尔，神学方面有F·D·施莱尔马赫，法学方面有F·K·萨维尼和K·F·艾希霍恩。他们的学术思想对朗克史学观点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在这所大学的档案馆里，朗克还发现了不少十六、十七世纪的威尼斯外交文件。依据这些材料，他写成了《南欧君主和人民》丛书的第一部《奥斯曼人与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王国》。这本书在史料运用和整体结构上都比前一本书大有进步。由此，他获得了一笔奖金，从而使他在1827年作了一次环欧旅行。利用这次机会，他在奥地利、意大利等地，广泛地搜集各种档案材料。在维也纳档案馆里，朗克发现了威尼斯大使的外交报告，其中记载了欧州近三百年的政治和外交的重大活动，这为他以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在维也纳逗留的一年时间里，朗克还结识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及其助手根茨。通过他们的特许，朗克能够使用那里的档案材料。同时，梅特涅等人的极端保守的政策也进一步影响了他原有的守旧思想。
    也许是这个缘故，1831年朗克回国后，很快就卷入了他平生唯一的一次政治实践。为了抵御1830年法国民主革命对德国的冲击，普鲁士政府授意他主编一个刊物《历史政治评论》。由于朗克十分惧怕旧有的欧洲政体和社会秩序被打破，所以，他不仅没有拒绝政府的委托，相反还试图通过主编这本刊物来宣扬他的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
    朗克主编的《历史政治评论》典型地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双重特征。他们一方面害怕法国革命的自由思想传入德国，另一方面又对封建特权表示不满。朗克自己就承认，他主编这本刊物的目的就是要在自由主义和代表封建势力的《柏林政治周刊》中间寻求第三条道路。“这条新道路目的是开辟一个未来”，“能使人公正地对待新思想，只要这些思想中含有真理”③。然而，事实并不象朗克所想象的那么如意。《历史政治评论》出版后，销路很小，影响甚微，最后不得不在1836年停刊。朗克的这次政治实践就此结束。
    从1831至1836年期间，朗克虽然被卷入到维护普鲁士专制政府的政治活动中，但并没有停止史学研究工作。1834年，朗克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巨著《教皇史》第一卷。《教皇史》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其中具有丰富的史料，而在于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1836年，《教皇史》后两卷出版。同年，朗克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教授。
    继《教皇史》之后，朗克又接连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有：《德国宗教改革史》、《普鲁士史》、《法国史》、《英国史》等。甚至在他八十五岁高龄时，还通知出版商：准备出版一部《世界通史》。尽管这部著作没能最后完成，但在他1886年去世之前，仍写完了其中的七卷。朗克一生长寿多产，著作等身。仅《朗克全集》就有五十四卷，此外还有《世界通史》前七卷。朗克把研究历史看作是遨游于历代的文化宝库，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重过昔日的种种生活，以为人生快事，莫过于此④。由此可见他对历史著述的兴趣。
    然而，朗克的成功和巨大影响并不全在于他的那些卷帙浩繁的著作，而是在于他通过柏林大学的研究班（Seminar）所培养的一大批弟子。 这些弟子大多成了十九世纪德国和其它国家的史学名家⑤。如德国的H.冯·聚贝尔、W ·冯·吉泽布雷希特和G·魏茨，瑞士的J.布克哈特，美国的G·班克罗夫特等人。而再传弟子则更多，几乎遍及欧洲和美国。这些人大都忠于朗克的史学理论，讲究史料的原始性，推崇不偏不倚的研究态度，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朗克学派”。该学派后来以标榜用“科学方法”和“客观主义”研究与写作历史而著称于世，朗克也因此被戴上“近代用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大师”、“历史科学之父”等桂冠。尽管在德国和美国的历史思想中确实可以明显看到朗克的巨大作用⑥，但是，朗克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无疑是得到了过多的捧场。不过，到了本世纪上半期，朗克史学却又受到了过分苛刻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