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般人都认为，朗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史学方法。确实，他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至今仍为大多数西方史学家所重视。他在《教皇史》写作中所倡导和采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也被视作用客观主义研究历史的典范。然而，恰恰在这一基本点上，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对朗克史学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甚至曲解。本世纪初期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朗克对原始史料的追求，采用客观主义的治史方法，体现了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精神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承认朗克重视历史学理论的问题。在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中也有相似的看法。究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
    首先要看到，“如实直书”这句话并非朗克首创。在他之前，十八世纪的奥地利史学家米歇尔·施密特（1736-1794年）就已说过类似的话⑧。至于要求对史料进行考证、分析和批判的学者，在朗克之前也有不少。十七世纪的法国史学家马比昂（1632-1707年）在考据史料方面贡献就很大。德国的弗里德里希A.沃尔夫（1759-1824年）和奥古斯特·伯克（1785-1867年）也对古典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批判。这些人无疑对朗克产生过影响。当然，直接影响朗克的还有丹麦的B.G.尼布尔（1776-1831年）。尼布尔是朗克的老师和前辈。他因博学而被聘为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讲罗马史。尼布尔在历史研究中，对所应用的史料，都要作严格处理，力求从最原始的史料中找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真相。因此，他所举办的历史讲座常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他的同事。1811年，尼布尔出版了他的讲稿《罗马史》。该书问世后曾被公认为是罗马史研究中最有批判能力、最善于分析的著作⑨。朗克自己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治学方法主要得之于尼布尔。更确切地说，正是尼布尔引导他走上了历史学家的道路⑩。
    那么，是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只要运用原始史料，便能达到“如实直书”呢？不是的。因为，历史学家的个人努力与他实际所能掌握的史料存在着差距，历史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异也不能仅仅靠运用原始的文字材料而一下子得到解决。因此，要正确地理解“如实直书”这句话的全部含义，应着眼于朗克的史学论著。这里，我们先举《教皇史》一书为例。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朗克本人虽是新教徒，但他在书中基本上是用一种冷漠、平静的笔调，来叙述宗教改革的兴起和教皇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对于马丁·路德，书中没有多少溢美之词，而是指出，路德一开始只是反对个别的教会人士，当他逐步了解了整个教会制度的混乱与骇人的贪污浪费之间的关系之后，便开始对原有的教会进行了改革（11）。在朗克之前，信仰新教和旧教的历史学家们在撰写这段历史时，总是各执一端，甚至不惜篡改史实。十七世纪的德、法等国，都出现过新旧教之间运用历史而激烈论战的情形。与之相比，朗克的写法，就显得较为客观些。但是，对于朗克来说，要真正做到“如实直书”不带偏见，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教皇史》一书的末尾，他就指责普法战争是德国侵略了普鲁士。在《教皇史》之后出版的《德国宗教改革史》中，朗克也对路德的个人作用作了热情的歌颂。
    因此，朗克的“如实直书”不过是相对而言。如果进一步分析一下朗克的史学方法，我们就会发现，首先，朗克在考察历史事件，寻求原始史料，写作历史著作时，并不是没有假设意图的。在《罗曼和日尔曼民族史》序言中，他向读者交代了这一意图。他说，罗曼和日尔曼各民族是统一的单位，要揭示他们之间的共同发展过程。这种揭示主要依靠对各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找出其特性又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为此，他反对用那些笼统的统一或一体的概念来编写历史（12）。
    其次，在选择和运用史料时，朗克并不认为是愈详愈多愈好，而认为必须有所选择。他说，只有舍去一些没有意义的事件，才能更注重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情。历史著作有其内在逻辑，取决于作者的意图和论旨的性质（13）。
    第三，即使在处理历史事实的时候，朗克也认为不能仅仅满足于搜集，而应该对历史事实进行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不能掺入作者的主观好恶（14）。
    第四，所谓“客观”地叙述历史，依照朗克的解释，就是历史学家不能轻易表露自己的好恶，而是要站在对立双方各自的立场上加以叙述。“我们的任务是深入钻研他们的最终存在状态，然后加以完全客观的叙述”（15）。因此，朗克的“客观性”思想是服务于他研究历史的目的的。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朗克提出“如实直书”的方法，除了包括批判史料，予以“客观”的叙述外，还包括历史学家洞察问题的能力（16）。这种能力就是：历史学家要通过深入研究个体而能够体现其中的内在的“趋向”，即“时代精神”（17）。
    可见，朗克强调“如实直书”，并不等于取消历史学的认识论问题，恰恰相反，他始终有着自己的一套历史认识理论，而且这种理论是与他的宗教、政治和哲学观点密切联系的。总之，朗克的史学方法远非“如实直书”这条“金科玉律”所能概括。
    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历史学家开始对朗克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逐渐把朗克的史学方法与其史学理论结合起来考察。这一工作最初是由朗克的几位学生着手进行的，他们认为，朗克有意要超出单纯重复过去的作法，而力图从往事中发现更神秘、隐藏更深的东西，即发现上帝（18）。的确，朗克本人在他的历史论著中曾多次提到上帝。他说，历史清楚地表明：人类社会中的派别斗争“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唯有上帝明瞭世界历史”（19）。因此在他看来，要想了解历史的发展，唯有深入到每个时代之中，通过对个体的认识来认识上帝，这种认识经常是依靠“感通”（Ahnung）（20）来达到的。而他本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认识上帝。
    由上可见，朗克的史学带上了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和宗教，主要是路德教教义的烙印，他的史学方法也由于蒙上了这么一层神秘、玄妙的外衣而显得高深莫测。德国现代著名史学家F·迈纳克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朗克的史学方法“在每一个场合，批判和直觉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发挥作用的”（21）。他的评论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朗克的史学方法与科学历史学方法还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