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德国，从六十年代起，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大中学生，学习历史的热情一落千丈。人们对历史不感兴趣，学校中学习历史的人数陡减，究其根源，却是史学界本身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在现代社会学强有力的挑战面前无动于衷造成的。
    一些社会史学家认为，历史不应象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说的那样，总是研究象拿破仑、梅特涅或俾斯麦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这些类似传记的东西应让位于对政治实体和社会组织的研究。置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对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力量不顾，孤立地去研究政治、军事、宪法，就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有悖于当今社会的时代潮流。这样，在社会史学家那里，以描写外交事件、风云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政治史，慢慢地演变为把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结构缓慢产生的长期作用与领袖人物或政府团体所作决定的短期作用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史。这种摈弃帝王将相，用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似乎更符合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主精神，因而也引起了在这种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
    当代德国史学界的研究动向
    由于迄今为止的史学界着重以研究历史事件、风云人物来记载历史，因此从中古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成为史学家反复研究的课题。拿近代史来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普鲁士的改革，1848年的三月革命，德国的统一，一次大战的爆发，魏玛共和国的解体，纳粹的上台等等，专著浩如烟海。至于人物，象梅特涅、拉萨尔、马克思、俾斯麦、希特勒，也有着多种版本的传记或专论。所以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德国史中的研究课题已濒于枯竭，继续写这些东西，无非是炒冷饭，不会有新的突破。他们指出，史学的唯一出路，是开拓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所谓广度，就是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即跳出研究本国史的小圈子，放眼世界各国的历史。近年来，德国史学界扩大了与其它国家史学界之间的学术交往，从而开阔了视野，开拓了一些新的课题。除了继续保持在东欧史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外，开始着手研究西欧史、美洲史和第三世界各国的历史。虽然缺少这方面的新生力量，但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奥多尔·席德尔编的《欧洲史手册》取代了陈旧的简明德国史，对欧洲其它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恩斯特·诺尔特的《法西斯时代》一书，打破了把研究法西斯限制在苏联十月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概念，跳出了单纯考虑德国独特情况的框框。又如在探讨魏玛共和国灭亡的原因时，史学家们也对欧洲其它国家内部的发展情况作了相应的对比。不过，史学界在研究世界史方面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是成绩远不是令人鼓舞的。东亚和南亚的研究，耗费甚多，但与英美的研究成果难以匹敌；东南欧洲的历史研究受到冷落；非洲史一如往常被遗忘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特奥多尔·席德尔的举动无疑是其它史学家的楷模；许多年青的史学家跃跃欲试，准备在这些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大显身手。另外，德国的史学家仍开始摆脱单纯搞政治史的束缚，致力于研究对当代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同时也加强了对工业史、文化史、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等的研究。
    所谓深度，就是要挖掘和增加对本国史研究的课题。以前，许多史学家热衷于搞国家史，比如普鲁士、魏玛、第三帝国，但是，城市史、地方誌这样一些课题却无人问津。面对史学的不景气状况，对这方面的研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近年来，一大批专著相继问世。事实证明，这些貌似支离破碎的东西，弥补了过去史学中常常被忽视了的部分，充实和完整了传统的国家史。另外，史学家们有感于社会所取得的成就，近年来着重研究工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经济和贸易政策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变革中起的作用等等课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联邦德国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实证主义对那种静止的、因循守旧的研究方法的批判，促使史学界转而仔细研究政治变化过程中的社会基础，即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宗教状况。同时，联邦德国史学界结束了与民主德国同行们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尽管民主德国的史学家们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意识形态迥然不同，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般都得到联邦德国史学家们的肯定。到目前为止，两个德国的史学家们虽然还不能私人交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联邦德国的影响甚微，甚至在整个联邦德国，没有一个史学家敢于公开声称他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使用的准则和概念却引起了联邦德国许多史学家的浓厚兴趣。他们也开始研究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和团体，探讨工人运动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并雄心勃勃，试图在这个领域与民主德国的同行们并驾齐驱。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给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带来辉煌成果的传统的唯心主义研究方法，今天仍是这门学科的主宰。联邦德国的史学家们虽然乐意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大多数人还是恪守着历史主义正统的假设法，特别是死守着用描写个别人的方法来再现历史的那种教条主义公式。一些中年史学家，象沃尔夫冈·约·莫姆森，汉斯-乌尔里希·魏莱尔和耶尔恩·吕森，则力图创立一种历史研究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但是在一些新近问世的著作中，保守的观点仍占上风。尤其是那些素享盛名的年迈之辈，象特奥多尔·席德尔，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维尔纳·康策，瓦尔特·布斯曼等老先生，他们在二十世纪社会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曾锐意兴革，给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现在，他们却坚持保守的观点，要与社会各行其道。当今联邦德国史学界的元老特奥多尔·席德尔，在有关历史研究方法的文章中指出了加强分门别类研究的必要性和研究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告诫说，要防止盲目地全盘接受把任何事物分类化和数字化的研究方法。他并不否认史学和社会学的亲缘关系，但他认为史学是“理解的科学”，在这一点上它有利于社会学。为数众多的年青一代史学家却未敢苟同。他们要把历史搞成“社会批判史”，搞超然于历史主义之上的史学。幸运的是，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这种意见分歧并未扩大，而是达成了某种谅解。大家认为，历史学不应去简单模仿社会学的研究方式，而是应在史学内部摸索和创立自己的社会史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