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朗克史学方法的探求，不能脱离其史学理论。上面的分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德国，朗克主要被视为一个历史理论家而非纯粹的历史家（22）。因此，探讨朗克的史学理论，既能够理解他与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关系，又能使我们较清楚地认识他史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与谬误之处。
    朗克并非象有些史学家所概括的那样，只注意事实而非难哲学思想。朗克只是着重强调了哲学与史学在方法上的不同。他认为，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只有两条：即抽象概括和感知个体，没有第三条途径（23）。于是，朗克反对黑格尔、费希特等哲学家用理念或精神概括历史发展，构画历史进程，划分历史规律，并用历史事实填补和说明其历史哲学的理论框架。按照朗克的意见，哲学总是要求有一个最高理念，注重普遍性，把部分看作是整体变迁的一个环节，以高级贬损低级；在性质上，哲学是为了昭示未来，而史学则不同，它着重于存在的条件，注重特殊性和个体存在的价值，史学是为了理解个体，面对过去（24）。
    朗克还探讨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史学比哲学更深入一步。哲学只是从抽象概念出发，不能全部解决人类的问题。“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有一个能动的原则，它总是反对哲学的观点并不断表现它自身。”（25）因此，哲学只是在历史的发展、进步和整体上看到了无限，而史学则在每一个存在，每一个情境和每一个实体中发现了无限。这是永恒的，来自上帝的无限。在朗克看来，“上帝创造一切，上帝无处不在”，上帝体现在每一个个体之中（26）。这既是朗克思想中浓厚的宗教观点--万有在神论的体现，也是朗克抬高史学、注重个体的思想渊源。
    基于上述观点，朗克抛弃了启蒙时代以来不断得到强化的历史进步观念。他对进步观念的反驳建立在以下的论据上：
    第一，所谓进步的定义很难确定，各个民族不能归在同一条进步的道路上，而在各民族本身的历史中，各民族也不是总在进步。古代亚洲是古代世界的前锋，但在希腊罗马出现之后，它便回到野蛮中。
    第二，进步不能概括全部人类知识。譬如，古代的艺术和诗歌，常常能与现代相媲美，甚至超过现在的水平。这是因为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一种因素起着主导的作用。朗克认为，十七世纪中期，宗教因素便体现着历史的主向。即使物质上能够发现一种进步的趋势，那么在道德意识和文化方面，就很难见到这样的进步。
    第三，最重要的是，朗克认为，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相反，“每一个时代都与上帝沟通，它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能留给后代多少东西，而是在于它的存在、它的自身。”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特殊趋向和自己的理想，而在上帝面前，每一代人是平等的。历史学家能够比较他们之前的差异，从而找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但这种前后联系与其说是一线发展的，勿宁说更象一条河（27）。
    以上几点，既体现了朗克对黑格尔历史循规律发展观点的摒弃，又是朗克自己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出发点。于是，朗克开始界定历史学的性质了。他指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其寻求史料、确定史实等方面看，史学是科学，但史学并不到此为止，它要求叙述和再造。作为科学，它与哲学相关；作为艺术，它又与诗歌相近。但最终史学都不能与哲学和艺术等同，而是综合了两者的方法（28）。朗克认为，历史学并不单为了确定事实，更重要的是为了思索个体在普遍观念上的意义，认识个体之间的客观的联系。历史时期之间互有联系，而某些历史时期又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起着主导的作用。史学就是为了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及其影响的探讨，来展示人类历史发展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无法用哲学概念来表现，唯有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才能掌握。这就是史学最大的长处和功用（29）。
    依据上述理论，朗克对历史学家提出了六条标准：
    （一）对真理的热爱。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是过去的事件，如果他对历史事件没有一种尊崇、热爱的态度，那就不可能寻到真理。
    （二）对文件材料的深入研究。史学家要有理解能力、勇气和忠诚，才能对历史现象自身及其条件和环境作出分析，避免偏见。
    （三）广泛的兴趣。历史发展互相联系，史学家也就不能只对某一现象发生兴趣，只有对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因素作普遍考察，才能真正避免偏见。
    （四）对因果联系的洞察力。研究了个别历史事件之后，还要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因为历史并不是单纯时间上的前后相接。然而，这种“洞察”并不是采用实用主义的办法去寻找某几种历史发展的动因，而是要深入、精确地揭示历史本身。
    （五）不偏不倚的态度。朗克认为，一般说来，历史上常有党派斗争，这种斗争既是互相对立，又是互相联系的。为了探求真理，历史学家必须不偏不党，对任何一派都站在它自身的背景、环境及其内在性质上加以考察。在判断之前，首先要理解它们，然后站在中间立场上加以叙述，即使作者已经有了某种好恶心，也需要这样做，这才是客观态度。
    （六）整体的观念。除了叙述个体、理解个体之外，还必须研究个体之间的关系。因为个体之间存在整体性。当然，整体性并非时间上的前后关系，而是在于其内在的本质。但是，整体的观念不易获得，只有上帝才知道全部历史，历史学家只能在研究个体中感通上帝的神谕。这样，历史学才与哲学的精神相一致，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界说才可得到论证（30）。
    综观朗克的史学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含有一种从客观走向主观的倾向。尽管朗克强调史学的客观性、史料的原始性，然而这些并非他的最终目的。他始终没有丢弃他的揭示历史趋向。表现时代精神，阐释上帝意志的主观意图。如果说，朗克在具体历史的写作中采取的是谨慎、实证的写作方法，那么在他整个著述过程中，却是气魄宏大，不无构造体系的欲望的。这在他耄耋之年仍决定写作《世界通史》这件事可以得到验证。因此，朗克与其说是一个实证主义的史学家，毋宁说是一位与黑格尔殊途同归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他的理论特征是以特殊见普遍，以个性体验共性。他虽不同意用一种抽象的“精神”来包容历史，却不厌其烦地证明上帝的无处不在。这一理论与朗克的宗教观念联系紧密，同时也能在德国的传统史学中，特别是赫尔德的著作中，找到其理论渊源（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