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下称《聊斋》）是清初学者蒲松龄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就其文学成就来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造诣，都堪称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峰颠之作。笔者认为，《聊斋》不仅是传奇志怪，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史学特点。
    1.在形式上有意仿史。中国史学著作的形式或曰体例，主要有两种，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在“二体”中，纪传体为后世所推重。被封建朝廷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全部是纪传体，它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蒲松龄学富五车，博通经史，《聊斋》在体例上就深受纪传体的影响。
    第一，《异史氏曰》与《太史公曰》如出一炉，是《聊斋》直仿《史记》的结果。《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史家身份就所记史实发表的议论。这些议论多置于篇末，间或置于篇首或篇中；其内容则是对篇中人物、事件的评论，或说明写作目的、材料来源等。由此形成史书的一种体例。此种体例滥觞于《左传》的“君子曰”，司马迁继之，发扬光大，而臻至成熟。后世史家争相效仿，蔚成风气：“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1〕， 称谓不同，其实是同一种体例，因而后来人们把这种体例统称为史书的“论赞”。后世史家热衷于此，而小说家却绝少问津。从汉代小说到六朝志怪，唐之传奇到宋之话本，明之神魔人情等，可称为小说的，篇幅或长或短，绝少有作者用篇中立论的体例，间或有之，如明末黄周星的《补张灵崔莹合传》篇后有“畸史氏曰”云云，也是仅学其皮毛。而《聊斋》却不同。因为它有意仿史，所以蒲松龄在不到500篇作品中，为将近200篇写了“异史氏曰”，并在形制上与《史记》“太史公曰”一样，多置于篇末，有时也立于篇首。短则三五句，长则洋洋数百言。在内容上更是深得司马迁之神髓，语言鲜活，立论精辟，或针砭社会锢弊；或昭示人情冷暖；或赞颂劳动人民的美德；或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或表达清平社会的理想；或抒发抑郁“孤愤”的情怀。无不言近旨远，肯綮入微，饶有余韵，发人深思。
    《聊斋》有意仿史，为什么称“异史氏”？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小说毕竟不是史传，况作者以“志异”名篇；以“雅爱搜神”，“喜人谈鬼”自标榜，如果直称“史氏曰”或“蒲史氏曰”未免太唐突，也有失伦类。二是中国古代汉语中，关于解释词义有“反训”一说，就是用反意词解释词义。由此可以联想到，“异史氏”是否可以解释为“同史氏”？“异”是否可以替代“同”？蒲松龄是否有用“异史氏曰”暗含“同史氏曰”之意，蒲氏生前没有说明，后人不宜妄断。但写小说而言涉“史氏”，又有反训这层古训，所以到底是异还是同就很值得玩味了，正可谓“异而同者，忘其异焉可矣。”〔2〕著名作家孙犁也曾评论说：“后来一些史书，虽也运用这种形式，但多变成了正面发议论，只有《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才算得到了司马氏的真传。”〔3〕从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 《聊斋》不仅运用了史传“论赞”这一体例，而且运用得极好，受到后世好评。
    第二，二十四史，既是纪传体史学，又是传记文学。《聊斋》虽称小说，但它也是以纪传为主。在这一点上，《聊斋》与史传是相通的。如在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十二“本记”、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着意刻画了众多的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聊斋》在记写人物方面，追循《史记》，名为小说，实为人物立传，完全具备了史传文学特色。在《聊斋》的全部作品中，有230多篇是以人物命题的：有的直称姓名， 如《席方平》、《商三官》；有的称姓氏与行次，如《王六郎》、《林四娘》；有的只称姓氏，如《叶生》、《胡氏》；有的则称官职，如《王司马》、《蒋太史》等等。虽说《聊斋》里的人物，有些是“异类”--鬼狐等所幻化，但这些异类“出于异域，顿入人间”，实际是蒲松龄借异域以喻世事，写鬼狐以传人情。因此说《聊斋》与史传相通实不为过。再就《聊斋》传写人物的功力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上看，它完全可与最好的史传文学相媲美。对此人们多有评论，此不赘述。
    第三，《聊斋》传写人物在布局谋篇上与史书的传记也相类似。纪传体史书的人物传记，一般采取三段式：第一段介绍传主的姓名、籍贯、家世和传主的性格特点，大多简略概说；第二段介绍传主生平主要事迹，是全传的主要部分；第三段记传主一生的结局。能在史书立传者，多居官为宦，所以这段多以“谥终之诏”为结，较简略。《聊斋》写人物，往往也是在篇首三言两语道出篇中人物的姓名、籍贯和个性。如“崔猛，字勿孟，建昌世家子。性刚毅……”（《崔猛》）以类似写法开篇的不在少数。接下来便是铺陈故事，写主人公的遭逢际遇，是文章的主干；而文章结尾，一般也有固定模式，蒲松龄偏爱佛教，嗜言因果，所以人物的结局，一般以其善恶：或由贫而富，或由死而生，或由凡人而升仙，或由破碎而团圆，或暴死，或猝蹇等等。如人们熟知的《席方平》，写席方平在冥世为父申冤而与羊氏诤讼，几经磨难，最后胜诉，结尾处写“（席方平）自此，家道日丰，三年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孙微矣，楼阁田产，尽为席有。席父九十余岁而卒。”三言五语为各种人物设计一个“各得其所”的结局。这种方法在形式上与史传是极其相似的。
    2.内容中亦不乏史笔。一般说来，写历史要求据事直书，不得一语虚设；而写小说，则不必泥于事实，内容不妨全出虚构。然而，史传并非全是实录；《聊斋》也不全是“姑妄言之”。它从多方面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是书记述，简练明切，虽事迹错综，曲折骇怪，无不婉转以尽其妙，若天衣之无缝，其鎔裁之功大有史公笔法，直可以作史传读之，非第供人遣兴小说而已。”〔4〕
    第一，《聊斋》涉及了当时可入史乘的一些大事件。如《张氏妇》一篇记载：“甲寅岁，三藩作反，南征之士，养马兖郡，鸡犬庐舍一空，妇女皆被淫污。”“三藩作反”史称“三藩之乱”。清朝初年，清政府下令撤藩，吴三桂等相继叛乱，清政府派兵除剿，直到1681年才陆续平定这些叛乱。文中所记，即清政府为平定三藩之乱而派兵“南征”，部分清军驻军兖州（治所瑕丘，在今山东旧滋阳县西）时所酿成的兵祸。这段文字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三藩之乱”的真实情况，完全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其他还有涉及1639年清军初入关而屠城济南的《鬼隶》，1646年由山东高苑人谢迁领导抗清起义的《宅妖》和1661年于七起义的《公孙九娘》、《野狗》等。对这些历史事件，由于受主客观条件限制，蒲松龄不可能详细记载，并且杂有荒诞，但这并不抹杀其记录真实的因素。
    第二，《聊斋》还对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真实的记录。如《王十》篇，借“高苑民王十，负盐于博兴”为由头，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盐政之弊端。在本篇后的“异史氏曰”中写道：“近日齐、鲁新规，土商随在设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则潜设饵以钓他邑之民：其售于他邑，则廉其直；而售诸土人，则倍其价以昂之……彼此相钓，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逻获，则先以刀杖烈残其股，而后送诸官；官则桎梏之，是名‘私盐’……”盐铁之道，关系到国计民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问题，向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对“齐、鲁新规”，蒲松龄言之凿凿，确可信据，不会是虚设妄言，谓之史笔，一定不诬。再如，《王司马》写新城王霁宇率军镇守北边及其设“柳条边”事；《大力将军》则涉及顺治、康熙间发生的“明史狱案”。至于写科举与官场腐败、民风民俗等内容，更有很多可供参考的史料。
    第三，《聊斋》不但记写了很多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颇具类型化，其类型又是史传所记人物类型的延续。也可以说，《聊斋》记写人物的内容与史传趋同。在《史记》列传中，有“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之目，范晔的《后汉书》又为妇女立传。这些传目在后来的正史中，一般均有设置。《聊斋》人物也具有循吏、酷吏、列女、游侠的类型，而且大多实有其人。如可为循吏的有吴南贷施愚山（《胭指》）、费祎祉（《折狱》）、周元亮（《诗谳》）、 石宗玉（《新郑狱》）等，这些人都是清代官吏，有籍可考。作者通过他们在断案中表现出的精明、干练，能体恤民情，把他们作为奉公守法的循吏来赞扬。《邵临淄》篇后的异史氏曰有“志之，以补‘循吏传’之所不及者”，可窥察出作者有意补循吏传的想法。至于写酷吏，当首推《潞令》。写侠士的则有《田七郎》、《崔猛》等。写列女的更多，如《商三官》、《侠女》等。范晔以后的史书多把“列女”写成“烈女”，一字之差，内容大变，由记才行卓异转而记恪守封建纲常的女性。《聊斋》写后者的亦复不少。
    第四，班固的《汉书》创立“五行志”，专记灾异迷信、日蚀、地震等。班固以后的史书“世世序五行传”〔5〕。 可见灾异灵瑞是史书必记的内容。《聊斋》继承了史书的这一传统，以《地震》、《瓜异》、《夏雪》、《赤字》等若干篇目记写了这一内容，不过《聊斋》只记灾异，不记灵瑞，这是由于蒲松龄不满清朝统治所致。
    综上所述，《聊斋》在体例和记写的内容方面深受史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史学色彩，“直可作史传读之”。由于篇幅所限，《聊斋》在艺术方法等方面学习继承史传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本文不再述及。
    注释：
    〔1〕〔5〕郑樵：《通志·总序》。
    〔2〕高念东：《聊斋志异·序》。
    〔3〕《孙犁文论集》第222页。
    〔4〕《重印聊斋志异·江茂森序》，香港珠海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