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朝的实录、国史不实，主要是当时的史官许敬宗从中加以纂改。从唐高宗、刘知几到刘煦、欧阳修、司马光，都持这种观点，且可以在许敬宗纂改实录、国史问题上列上一长串罪证。但若细阅史书，不难发现，许敬宗修《太宗实录》虽有疏误，却根本谈不上纂改；在他“纂改”国史的系列罪证中，有的也难以成立。所谓许敬宗纂改实录、国史问题必须重新加以认识。
    一、许敬宗纂改《太宗实录》了吗
    《唐太宗实录》今已不存，但五代史家刘煦在修《旧唐书》，宋代史家欧阳修、司马光在修《新唐书》、《资治通鉴》时尚存，并且是他们修撰史书取材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他们一致主张《唐太宗实录》不实。《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中称：“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许）敬宗又辄以已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对《唐太宗实录》详加考证，认为此实录出自“纂改不平，专出己私”的许敬宗之手， 许多地方不可信〔1〕。
    许敬宗是否真的纂改了《唐太宗实录》？上述观点是否成立？要弄清这一问题，必许对许敬宗修史活动进行一番悉心调查，必须首先搞清楚他是否有纂改的机会。
    《唐太宗实录》共修撰过两次，其中第二次是长孙无忌监修。“长孙无忌为太尉，受诏与史馆续修《贞观实录》，永徽五年五月五日毕功诣阙表，上之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五月，勒成二十卷。帝览而觑欷，无忌等赐爵加级布帛各有差。”〔2〕这是《贞观实录》（即后之所谓《唐太宗实录》）的后半部。这次实录的修撰者除了敬播之外，还有孙处约、令孤德棻、顾胤等〔3〕，但并没有许敬宗。因此，应把从贞观十五年到贞观二十三年的《唐太宗实录》排斥在许敬宗纂改的可能之外。
    许敬宗参予编撰的是《唐太宗实录》的前半部，也就是贞观十七年修成的起自李唐创业、迄于贞观十四年的《贞观实录》。《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记载，“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旧唐书·许敬宗传》中也说：贞观十七年，许敬宗“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
    如果说许敬宗纂改了《唐太宗实录》的话，那就是贞观十七年修成的上呈给唐太宗的《贞观实录》。我们来看看司马光的观点，他是怎样在一则《资治通鉴考异》中论证了此《实录》是经过许敬宗的纂改的。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在征发辽东之前，让刘洎等人辅助太子监国。太宗反复叮咛，说对刘洎等人“所寄尤重”，刘洎却说：“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对刘洎口出狂言有些不满。在征辽回返后，太宗身体不适，刘洎与马周前去看望。之后褚遂良传问太宗起居，刘洎哭着说：“圣体患癰，极可忧惧。”于是， 褚遂良即诬奏刘洎图谋不轨〔4〕。司马光认为， 以褚遂良这样刚正不阿的名臣去诬奏刘洎是不可能的。他直接引用了当时所见到的《唐太宗实录》原文：
    黄门侍郎褚遂良诬奏之（刘洎）曰：“国家之事不足虑也，正当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遂良执证之不已。洎引中书令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帝以诘遂良；又证周讳之，洎遂及罪〔5〕。
    《唐太宗实录》的这段记载有什么不妥呢？司马光说：“按此事中人所不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无怨仇，何至如此！盖许敬宗恶遂良，故修实录时以洎死归咎于遂良耳。今不取。”〔6〕只要细心爬梳， 不难发现，司马光考异的论断有诸多漏洞，难以成立。
    其一，许敬宗与褚遂良虽有仇（即所谓“恶遂良”），但那是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65年）的事。当时许敬宗极力主张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顾命大臣褚遂良则坚决反对，于是许敬宗对褚遂良恨之入骨。但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两人还没有什么矛盾，也就没有许敬宗在其所修《太宗实录》中加罪褚遂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