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威凤赋》。唐高宗说《威凤赋》是赐给长孙无忌和高士廉两人的，而新、旧《唐书》的《长孙无忌传》中却称：“太宗近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作《威凤赋》以赐无忌。”《资治通鉴》所载亦大体如此。唐人吴兢撰《贞观政要》又是一种说法。本书卷二《任贤》中说：“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难艰，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这样，太宗作《威凤赋》赐给谁就有三种说法。
    按说唐高宗离事件发生时间最近，应该最有发言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无巨细，他都清楚明了。相反，开元年间吴兢修国史，训练有素，以励志强学、博通经史而知名，亦不至于妄下结论。欧阳修《新唐书·郝处俊传》中明明收录了唐高宗的原话，但在《长孙无忌传》中却只称太宗把《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并无高士廉，看来，欧阳修也不同意唐高宗的话。
    唐高宗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后，后来的修史者并没有一味顺从，这说明了什么？我认为，太宗赐《威凤赋》给谁不能单纯从哪一种记载里去寻找。很明显，太宗所说的“威凤”是自指。在“威凤”即太宗受到嫉妒和围攻时，“幸赖君子，以依以恃”，此“君子”是否单指国舅长孙无忌和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呢？这很难断定。《威凤赋》接着说，“是以徘徊感德，顾慕怀贤，凭哲明而祸散，托英才而福全。”〔13〕显然，此处的“哲明”、“英才”当指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的臣子，不单指长孙无忌和高士廉而言。不容忽视的是，尉迟敬德在其中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变当中，李世民曾遭遇险情，其坐骑“马逸，坠林下，元吉夺弓窘王（指李世民）”，关键时刻，“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14〕因此，贞观元年，太宗“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15〕尉迟敬德为五大元勋之一，也是功当名称的。这样，太宗追思王业艰难，把《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高士廉、房玄龄的同时，就很难说一定不赐与功臣尉迟敬德。元人戈直曾对这个问题作过较为公正的，也是较为科学的解释。他说：“愚谓其（指《威凤赋》）所纪，姓名虽不同，而太宗眷命功臣之意则一也。”〔16〕几种可能性同时并存就使我们无法断定许敬宗所说一定是错误的。唐高宗在国史《尉迟敬德传》中看到了太宗赐《威凤赋》给尉迟敬德的记载，又在《长孙无忌传》中看到了太宗赐《威凤赋》给长孙无忌的记载，在不了解太宗用意的时候，必然要怀疑“史德不佳”的许敬宗从中捣鬼。因为尉迟敬德与许敬宗是亲家关系，从而更怀疑许敬宗又“专出己私”，行了移花接木之术。
    其次，高宗所说许敬宗把太宗的话写进魏征传内，以为是魏征谏语，这能称得上是“曲事删改”，甚至是“纂改”吗？许敬宗与魏征几乎是异代臣子，相交无缘，二者之间不可能存在什么恩恩怨怨，把太宗的话当作魏征谏语来记叙不可能出于什么私利，也无“纂改”之必要，此其一。如果唐高宗的话不错的话，也难保问题不出自起居注上。实录、国史的史料都来源于起居注。“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17〕因而起居注是第一手资料。“掌修国史，……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为褒贬焉。”〔18〕起居注内容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史的史料价值。有人经过研究得出结论：“由于史官修撰时既未能及时觉察所依据的原始记录有错误，迨实录撰成后，又复核粗疏，未能有所改正，因而谬误流传，给后世遗下了许多不易考辩清楚的疑谳。”〔19〕很难说许敬宗修国史所依据的起居注的内容就一定与唐高宗所认为的相一致，这样，我们也不应该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到许敬宗一人身上，从而上升到“纂改”的高度。
    其三，唐高宗指责许敬宗“国史所书，多不周悉”，要求刘仁轨等“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说穿了，就是要求对唐太宗创业艰难，文治武功给以详细的记载。许敬宗所作所为没能使唐高宗满意，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许敬宗并不是一味为君主歌功颂德、利用修史机会投机取巧，迎上所好。这一点在贞观十七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也能反映出来。
    唐太宗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心里一直不踏实。他在世的时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左右这件不光彩事情的舆论导向，但如果史官们把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世，那他同样要“贻笑后人”。为此，他表现出一种对实录、国史乃至起居注的格外关注。贞观十七年，他要看实录，房玄龄、许敬宗把实录删略成国史二十卷呈送太宗。结果，“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并不能使太宗感到满意，也就是国史并没有把唐太宗发动的政变说成是“保国安民”的义举。虽然记载“语多微隐”，但在君主的逼视之下仍能做到不迎合至尊，这已经很不易了。因此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许敬宗没有把国史的修撰看成是对帝王大吹大擂的机会，这倒是应该受到称赞的。
    如果说唐高宗对许敬宗所修国史还只是斥以“多不周悉”、“乖于实录”的话，那后晋的史家在为许敬宗立传时，却上升到“虚美隐恶”的高度，并列有许多例证。但是，细阅史书，其中的疏误也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