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当代史学的总体困境：史学主体的分离
    所谓史学主体，由两个方面构成：史学研究的主体--史家和史学接受的主体--历史教育的接受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成史学主体的这两个方面，其基本关系是不尽相同的。但是，象今天这样，史学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严重分离，则是前所未有的史学现象。
    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研究的主体（史家、史官）与历史教育的接受者（官僚、士大夫和即将成为官僚或准备成为官僚的准官僚）是高度统一的。也就是说，史家（史官）要写的，正是历史教育的接受者们所要看的；同样，历史教育的接受者们想看到的，也正是史家们要写的。而对于中国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们来讲，其现实生活的着眼点正是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理想。中国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依托、以王朝代谢为脉络、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格局，正是这种史学研究主体与历史教育的接受者高度统一的必然结果。
    进入近代，随着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传统的修史制度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史学研究的主体不再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历史研究开始作为一种职业，而被流放到民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历史研究主体与历史教育接受者之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动态关系。一方面，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存在个体，史家开始摆脱其原有的官方性质，而成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另一方面，历史教育的接受者们也因传统仕途的末路而走上了多元化的人生旅途。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历史教育的接受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角色的转变，加之由西方传入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史学思想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开始逐渐地脱离以政治史为轴心的传统史学影响，不论是在历史的观念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上，都有着突破性的进展。同样，也正是在这一缓慢的但却又是具体的进展过程中，中国史学终于走出了象牙塔，开始与芸芸众生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然而，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的主体都没有象今天这样面临如此深刻的困境：历史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在根本上的严重分离。一方面，历史研究的主体们所从事的职业，永远是在一去不可复返的过去里上下求索；另一方面，生活于现代社会的史学接受主体们却在当代社会的生活节奏中，偏执地固守着此时此地的存在和意义。作为历史遗产的自觉承传者，历史研究的主体们是史学文化的创造者，而他们所创造的这种文化，与文学、艺术等相比，其审美价值是最次要的；可是，对于史学的接受者们来讲，他们则是文化的消费者，故而追求审美价值（即感官的刺激和直觉的满足）却是最主要的。史学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这种严重分离，使得史学家们（或史学工作者）在总体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的史学家们作了各式各样的积极回应：从史学观念的整体检讨，到史学方法论的探索；从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开掘，到对西方近代史学精神的引进。一句话，一切该做的，我们都做了。然而，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无论史学家们为自己的回应作出多么巨大的努力，这一切都无补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必须的学术性与史学研究成果的产品化（著作、论文）所必须的普及性和大众性之间，很难达到某种程度的契合或统一。
    造成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这种严重背离，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原因。从社会方面来看，随着经济体制变革中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公众的精神生活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之中。由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以往的政治挂帅和与此相关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退居其次。于是，一向被视作与经国大计密切相关的史学，终于撕开其神圣的面纱，成为一门平凡性和常规性的学术。为政者不再把史学当作一门关乎社稷的“显学”而予以特别的重视；普通大众也不再把史学视作人生龟镜而对它特别亲睐。中国史学在经历了几千年的独尊局面之后，终于还原了其原本的角色：史学就是史学，它最多只不过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常规构成部分。
    然而，史学家毕竟是史学的从业者。面对史学现实功用的一般化和史学社会价值的平凡化，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因这种一般化和平凡化而产生的生存困惑时时萦绕于他们的内心。特别是当他们十分渴望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时，却面对着一个叫他们难以接受的现实：文化消费者在总体上的冷漠和拒绝。在当代社会，由于现实生活的斑驳陆离和瞬息万变，造成了今天和昨天的断然分离；以加速度变革的生活节奏，使人们越来越远离其传统的家园。这一切无不从根本上消解着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而且，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现实的个体不仅是生产的主体，而且还是消费的主体。作为主体的普通消费者，不仅消费着物质产品，而且还消费着精神产品。但是，与传统计划经济背景下截然不同的是，精神文化的消费者已不再是传统的被灌输的对象，而变成为有自主性和选择性的“上帝”。今天，普通的消费者对精神产品的消费，是以感性消解理性、多元性消解统一性、世俗性消解理想性、平面性消解纵深性为出发点的。故而，以理性为基础、以人类发展的统一性为信念、以中外古今的历史纵深性为支撑点的史学文化，在总体上与当代消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当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总体困境，一方面是现实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但另一方面也是史学这门学科在自身的发展中所注定的结果。
    史学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分离，其实质是历史传统和当代生活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而中国当代史学也正是在这一基本走向之中得以具体展开的。
    传统与当代的分离，在总体上表现为历史遗产与现实生存的分离。面对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人们已不再从过往的来程中来考虑现实的一事一物，因为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与此时此地的当代生活事象，几乎已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关联了。于是，在社会已经转型、而尚未成型的当代，人们已经迫不急待地挣脱了历史的传统，并力图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中以求得个体的独立。当代生活对历史传统的排斥和拒绝，必然导致个体生存根基的全部丧失。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其生存的价值及其终极归宿，在总体上都根基于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必然就意味着个体的被逐出于家园，相应地他就必然成为上无牵挂、下无根基的孤独的宇宙漂泊者。而且，由于生存根基的丧失，必然导致价值中心的丧失，而无价值中心则又在总体上意味着生存意义的丧失--个体存在的无意义。因此，当代生活与传统的分离，表面上只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离，或文化发展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分离，但是究其实际，则是由历史意识危机而引发的生存危机。
    由历史意识危机促成的生存危机，是当代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而摆脱这种危机的最直接努力就是文化寻根，并由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热”。中国当代史学的具体展开，正是建立在这一文化寻根的过程之中，而其总体困境和误区也正由此而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