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之三：成果的庸俗化。与成果的泡沫化相联系的，就是庸俗化。为了在“大众快餐”店铺林立、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求得生存，占得一席之地，如同文学家队伍中有人热衷于“产房、病房、卧房”的所谓“三房”题材一样，我们的史学研究队伍中，对历史上所谓宫闱秘事、后宫乱伦、帝王房中术等大感兴趣者，也不乏其人。几年来，有关这些方面的所谓研究著作，不下数十部。历史上污泥浊水的沉渣泛起，也正是在所谓“文化史”或“社会史”的外衣包装之下，为我们史学研究队伍中的某些人挥舞着如椽大笔给搅拌起来的。
    误区之四：史学研究的可操作化。如同电视剧的编制有一个程式可寻，也如同流行音乐的创作有一个固定的程式一样，在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将史学研究可操作化的和程式化的倾向，已越来越明显。在他们看来，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用某一种或几种理论来观照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于是，历史研究就变成当代理论与作为过去的历史之间的观照与被观照。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似乎就在于将这两者进行某种联系。正因为如此，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搞文化史的每每着力于文化学的理论，而研究社会史的，则又着重于社会学理论的探讨……自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各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都被介绍到了中国，几乎无一遗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实际研究的，至今还没有产生出一部成熟的著作来。究其原因，正在于我们的历史学家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历史研究看作是一项可操作性的、有程序可循的活动。由于我们把历史研究的本质理解为用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来观照过去，由于我们把历史研究的过程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可操作的、有固定程式的活动，从而在根本上忽视了历史研究主体自身的一切（理论修养只是历史学家自身修养的一个部分）。试想，如果历史研究只是用某种理论来观照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如果历史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可操作的、有固定程式可循的过程，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只不过是将二者进行某种联系，那么历史学家的工作岂不成了人人可做的工作，历史研究不成了人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事了吗？果真如此，历史学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恐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误区之五：研究对象的被肢解化。所谓研究对象的被肢解化，是指历史研究课题的日益零碎化和繁琐化。自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一事、一物、一人的零星研究，弥漫着整个史学界。诸如某某历史时期人们的饮茶习俗、香料的运用、家庭日用的构成等等，成为史学家们竞相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在对传统的政治史进行反思之后，这种肢解研究对象的趋势日益明显。在不少历史学者的眼中，历史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被分割成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许多独立、相互间没有关系的部分。于是，就象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在许多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论著中，学者们对历史时期的政治保持着闭口不谈或十分超然的态度。正如当代德国社会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泽所说：“没有任何社会形成物是非政治地出现，或在其变动中不受政治影响的。”试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诸如家庭结构、人口迁移、婚丧娶嫁等等，哪一种没有政治因素的渗透，并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传统的历史学科之外，再开拓一些新的学科，通过不同的研究重点、不同的观照视角来考察历史，解析历史的整体运作，这种尝试和努力是可贵的，但是，因此而肢解历史，把原本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历史，人为地分割成许多独立的、相互间毫无关联的各个部分，这不仅不利于加深对历史的理解，而且也有悖于历史研究的初衷。
    误区之六：历史本体的多元化。自从关于历史发展“合力论”的讨论开展以来，关于历史本体多元化的观点，影响了很大一批学者，当代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趋势，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又在总体上强化了这一观点。于是，在很多历史学者的著述中，历史变成了一堆杂乱无章的各种原因的堆积物，举凡经济、政治、宗教、地理、民俗、心态等一切与历史有关的东西或历史事物，都是历史变革或发展的原因，而且在构成历史发展原因的诸要素之中，相互间的地位是同等的，没有轻重主次，没有原生、次生和再生的关系。从历史是人类各种活动的总和这一复杂的、多层次的包容性来讲，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各种事项或构成人类生活舞台的各种要素，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是无数个力的平等四边形动态作用的必然。但是，历史总体进程中的“合力”，并非意味着构成历史发展的各种原因都是同等的，也并非意味着在无数个力的平等四边形中，没有任何一种因素是最基本的、贯穿始终的。试想，如果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原因的堆积，在历史的总体进程中没有一个基本的、内在的原因可寻，构成历史的诸要素或与历史有关的所有事物，都是历史发展的原因，而且相互间没有轻重主次，没有原生和派生的关系，那么历史的发展还有什么规律可言？如果历史的发展没有一个规律，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偶然原因的堆积，那么历史研究在总体上还有什么意义？
    为弥合史学研究主体和接受主体严重分离所作出的上述种种努力和尝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误区、甚至失败，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史学的前景作进一步的思考。在史学研究主体和接受主体严重分离的当代，在世俗生活排斥以至根本拒绝历史传统的现实之下，史学家如果仅仅希图通过对与大众现实生活有关的课题的研究，来赢得读者，甚至希望有一天历史读物象流行音乐和肥皂剧一样，成为芸芸众生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东西，那么，不论我们为此作出怎样的努力，到头来要么是以牺牲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所必须的学术性为前提，从而使历史著作变成市井摊头的读物，要么只能是经过诸多的尝试之后而终归于徒劳。
    历史学的出路只能从历史学的本身来寻找。历史作为已经逝去的过去的不可复返性，与作为一种传统的现实延续性，正表明了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这一两重构造特点。一方面，历史作为已经逝去的过去，它已外在化于我们的现实存在，因而是可以观照的，对现实的我们来讲，它也是对象性的；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种传统，它又延续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成为构成现实的人的本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又是非对象性的不可观照的。这一两重构造特征，决定了历史学学科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正是历史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依据，也是历史学不会为其它任何一门学科所代替的最本质原因。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决定了它既是观照者，又是被观照者；既有可观照的一面，又有不可彻底观照的另一面。历史学也因此而成为人类既观照自我，而又无法彻底观照的魔镜（否则就会变成生理学或解剖学），成为人类一种独一无二的认知途径。因此，我们的历史学家没有任何理由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前途丧失信心，更没有必要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因史学地位的失落而自暴自弃。展望21世纪，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也将形成。那时，以人类全部经验为起点，以对人类的本质、价值、意义和终极问题全面关注和整体统摄为旨归的历史学，将会大有用武之地。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对未来的总体态势没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只执着于眼前的细微得失而斤斤计较，或为取媚时尚而放弃学术真理，或为一事一物而肢解历史，甚至为一己之私而制造假冒伪劣成果。那时，当我们的社会需要历史学作出积极的回应，并在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我们的历史学将因此而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