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的严重过剩：分离的必然结果
    如同经济危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一样，中国当代史学的危机，其主要的表现不在于史学著作的出版难、史学家队伍生活状况的不理想，而在于史学的严重过剩。如果说经济危机是由于广大消费者生活的贫困化，于是一方面是大量商品的堆积、腐烂、甚至倾于大海，另一方面则是芸芸众生的饥寒交迫；那么，中国当代史学的危机，则是基于史学接受对象精神生活的贫困化。正象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当代，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一种是以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学者为主体所倡导的所谓“精英文化”，旨在通过对民族文化根基的追寻和民族历史精神的叩问，以求得历史传统和当代生活的统一；另一种是以普通大众为主体的所谓“大众文化”，其总体精神是通过对此时此地生存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执着，而拒绝昨天的一切。尽管前者力图通过感召、教化等手段，来引导和规范后者；但是，后者却在有意无意之中，或者表现得不屑一顾，或者干脆把前者变成调侃、消解的对象。这两种文化模式的分离，从史学的角度来讲，正是史学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分离的结果，也是历史传统与现代生活分离的必然。而两者分离的原因，与其说是历史学对当代社会生活介入的无能，还不如说是当代生活状态下消费大众精神生活贫困化的使然。
    所谓史学的过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学人才的过剩。在中国，靠历史吃饭的人实在太多了。原本就十分拥挤的历史工作者队伍，每年还要靠接纳数以万计的历史专业本、专科生、硕士和博士。而且，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是以培养未来的历史学家为主要目的，加之史学作为传统学科在当代社会中所处实际地位不高，故而这些研究生毕业之后，大都从事与历史研究有关的工作，很少改作其它职业。此外，当代社会生活从根本上是以拒绝传统和历史遗产为基本走向的，因此，即使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想跳出本行，转而从事其它职业，也是很难为社会所接纳的。于是，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方面是史学研究这条羊肠小道早已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另一方面又是年复一年的后备大军的涌入。如果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盲目生产，必然会导致商品的滞销，从而出现过剩；那么，在当今的教育和就业体制下，盲目招生的结果，也必然会导致史学人才的过剩。这种恶性循环的现状，不仅在总体上加剧了史学研究队伍生存条件的恶化，而且还把历史学推向了更加深重的危机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讲，史学人才的严重过剩，既是史学危机的结果，又是使这一危机不断深化的重要原因。
    其二，史学研究成果的大量过剩。近年来，在中国的知识界，时有学术著作出版难的讨论。其实，与学术著作出版难相反相承的另一现象，则是学术成果的大量过剩，这一点却一直未能引起知识界的关注。这两个现象的同时出现，看起来十分矛盾，却又实实在在地互为依托。就史学界来讲，史学著作出版难的问题，是每一个史学研究者都可以深切感受到的；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方面，则是史学研究成果的大量过剩，这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据笔者对某一高校图书馆近年来有关史学著作出借情况的调查，90年代以来出版的数百本比较重要的史学著作中，有2人或2人以上借阅的，占11%，有1人借阅的占百分之24%，剩下的65%则多年来尚无一人借阅过。至于各种期刊中所发表的史学论文，其过剩现象则更为严重。笔者曾对某重点高校历史系一个年级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过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35名学生中，只有6 个学生阅读过两种或两种以上有关期刊中的史学论文，9 个学生阅读过一种期刊中的有关史学论文，其余的20名学生一种也未看过。类似的情况，在全国的其它高校中，也普遍存在。高校是学术文化的重镇，而历史系的学生又以学习历史为天职。在高校的图书馆里，在历史系学生的案头上，史学著作和社会科学期刊中的史学论文的出借和阅读情况尚且如此，至于其他社会众生，其情况就更加可以想见了。
    史学的严重过剩，使历史学变成了仅仅是史学工作者自己的事业。一方面，在现有的就业体制下，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只能在史学研究的队伍中自行消化；另一方面，史学研究成果也只能在同一领域、或对同一问题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之间传阅。于是，历史研究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而研究成果则越来越过剩。中国当代的史学，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怪圈。
    三、冲破怪圈的诸多努力：尝试及其误区
    面对这样一个怪圈，史学家们作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基于对过去研究思路的检讨，而对自己研究课题进行重新调整。经过反复的讨论，在以下的问题上几乎达成共识：历史学之所以失去大众，主要原因在于自己事先背离了大众，由于我们的史学研究向来关注的只是政治史，而忽视与普通众生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历史事物，诸如社会史、文化史、民俗史等，从而使研究变成了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故而，在80年代中后期“史学危机”的声浪中，通过对自身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论的重新检讨，再到后来文化史和社会史等一大批史学领域的开拓，我们的历史学似乎已与当代的大众文化达到某种程度的契合或统一。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契合和统一中，当代的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误区。
    误区之一：选题的趋同化。作为主宰大众精神生活的通俗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同性。某一题材一旦成为消费热点，同一个类型的选题就会纷至沓来。自从蔡志忠以历史为题材的漫画作品在大陆旺销以后，史学界马上就意识到传统史籍白话化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于是，以白话《资治通鉴》为契机，发展到白话“二十四史”、白话“诸子”、白话佛典、白话姓书、命书、相书……凡是可以白话的，都有被白话的可能。再如，自“文化热”以来，我们的史学界一下子也热得忘乎所以。似乎以前所从事的工作不是文化，于是幡然醒悟，逐潮流而浮沉。反正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史，大到宦官，小到蟋蟀，无一不是文化。如果不够，还有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旁参互证，足以取之不竭。近十年来，史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正是从“文化”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对象之中，获得灵感，求得饭碗的；而广大读者也正是在“文化”这片汪洋大海之中，暂时放松因紧张、刺激的现代生活节奏而万分疲惫的身心，并在与古人神交、对话的过程之中，消除时间的界域，从而执着于此时此地的存在，而忘却明日的烦恼。这种选题的趋同化，不仅导致了研究成果的大量重复，而且也有悖于从不同的角度、众多的层面来反思历史的学术初衷。
    误区之二：成果的泡沫化。当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大众消费的热点，也因此而瞬息万变。于是，所谓的“文化快餐”应运而生。这种“文化快餐”以短、平、快见长，以满足大众消费时尚为己任。面对如火如荼的“大众快餐”，史学界一部分人终于按纳不住长久积蓄于内心的功利主义和浮躁之气，于是如法炮制，为所谓的“大众快餐”添油加醋，或者煽风点火。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和浮躁之气的驱使下，他们追求的不是板凳能坐十年冷，而是一举成名天下知。而这个一举成名，又是与成果量的多少、选题的是否“新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一年出版数部著作的不乏其人，一年发表十多篇甚至数十篇论文的更是大有人在。然而，仔细地检阅他们的这些“成果”，除了将前人或他人的有关观点进行为我所用的剪裁、糊粘之外，剩下的则是一堆谁也看不懂的名词或术语。于是，看上去洋洋上万言的论文，或者十余万言甚至数十万言的所谓专著，事实上只是一团空洞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