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因为19世纪英国登上了世界经济的顶峰，并把自由贸易的原则推行到了全世界。与此同时，英国的政治模式，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蓝本。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对于英国历史的研究仍然拘泥于传统的模式，对许多历史现象难以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笔者在读了钱乘旦先生和许洁明女士的《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通史》）之后，对英国史，特别是英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通史》为英国史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首先，它不仅用生动的语言向人们叙述英国的历史，而且用历史向人们解释英国走向现代化的原因。关于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问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研究的出发点基本上都集中在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而《通史》从历史的层面追溯了英国政治现代化的“根”，这个“根”是英国中世纪形成的封君和封臣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正如作者所指出：“封建是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制度。”（《通史》，第56页，以下只注页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表明，在整个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可以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单方面地享受权利。1215年的《大宪章》更是用法律的形式把国王和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国王不履行他的义务，贵族甚至可以推翻之。西蒙·德·孟福尔率领贵族与英王的斗争就是最好的例证。
    权利和义务的均衡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为天赋人权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提倡天赋人权的代表霍布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都有任意行动的自由，即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自我保存而伤害他人的自由，所以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为了和平，人们必须以理性限制天然自由。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平等的，一切权利和管辖权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享有的多于别人。虽然人们享有无限的自由，但是人们不能用这种自由去任意侵害别人（应克复、金太军、胡传胜：《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洛克把人的自然权利归纳为生命、自由、财产和惩罚权四类，其中“自由”是最重要的权利：“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作为它的准绳。”（《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页）同时，洛克指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或扩大自由。”自由恰恰是政治民主化关键的一步（《政府论》，第36页）。
    在确立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分权也随之出现。如作者指出：“在英国的封建时期，我们看到明显的分权特征：国王与贵族分权，君主与教会分权，司法权层层分割，庄园则自成一统，等等。”（第56页）由此可见，在英国的传统文化中，本身就蕴含着近代政治现代化的一些重要因素。
    其次，重新解释了英国革命。国内史学界长期受苏联的影响，一直把17世纪的英国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其理由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领导了这场革命。但是，《通史》从英国历史发生的过程，从英国人的传统，从革命的力量对比，从革命的后果等方面的研究中，得出了“英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论。作者认为：英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抗争。在英国历史上，国王从来都不是无所顾忌的。13世纪的《大宪章》、《牛津条例》就是贵族限制王权的法律文件。随着英国议会的产生，国王的权利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国王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即使在王权强大的都铎时代，英王也不会绕过议会。如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都是在得到议会通过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英国历史的传统，任何人都不能违背。
    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和查理违背英国历史的传统，公然提出“君权神授”，他们“深信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帝，上帝之下就是君主，民族并不存在他们的语汇中”（第155页）。这样，他们根本不把议会放在眼中，查理一世11年不召开议会，完全靠强制手段征收钱财。只要议会不通过他的财政方案，他就随意解散议会。“长期议会”为了抗衡查理，剥夺了他的权力，重申一切税收都必须经议会批准，三年开一次议会，国王无权解散议会。议会与查理的矛盾更加尖锐：一方面，议会要求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查理无视议会的权力。如《通史》指出：“詹姆士和查理不能容忍议会的存在，而恰恰在议会问题上，他们惹怒了民族。他们的一意孤行，终于把民族逼上了造反的路。”（第155页）
    最后，阐述了英国政治现代化的漫长道路。英国革命是议会和王权斗争的最高形式。议会抗争的目的是希望把一个人的权力扩大到一部分人分享的权力。但是，疾风暴雨的革命并没有带来英国当时所需要的，结果是“共和国”称谓下的个人军事专政的出现，这同样与英国历史的传统相违背。
    既然革命和军事的政权都不能解决英国的问题，复辟君主制成为必然的选择。那么，如何调整国王和议会的关系，恢复英国的政治传统又摆在了面前。英国人接受了革命的教训，他们通过“光荣革命”理顺了国王和议会的关系，使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设走上了理想的道路。“光荣革命”恢复了英国的政治传统，这是英国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一个人的权力成为一小部分人分享的权力，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贵族的时代--辉格党占优势。
    政治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享有权力叫独裁，一小撮人分享权力被称为寡头，只有所有人分享权力才叫民主。当英国历史的长河流经贵族时代，那么它离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还太遥远。如齐·萨托利指出：“民主从其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齐·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9页）在英国，“应然的推动力”是中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是工业革命的获利者；“实然的抗拒者”则是拥有既得政治权力的贵族寡头。前者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向贵族寡头政治提出挑战，他们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力--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为英国政治权力的再次转移提供了可能。顺应新社会需要的变革是英国的第一次议会改革。衰败选区取消，重新安排新选区；贵族不再是拥有政治权力的惟一阶层，中产阶级成为改革的最大获利者，他们开始与贵族一起分享政治权力。这表明，英国的政治权力拥有面得到了扩大，从寡头扩大到了更多的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通史》指出：“英国的改革过程充满了斗争，而且是真真实实的阶级斗争。所有阶级各种力量都卷入到这场决定命运的大搏斗中来，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并不亚于一次内战。”（第250页）
    随着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英国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又上了新台阶。1867年，中产阶级的下层，随着选举财产资格的降低，取得了选举权。1884年，英国自由党执政时，英国的政治权力已经扩大到了所有的男性--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获得了选举权（英国妇女在20世纪初时获得选举权）。经过这一过程，英国部分人分享的政治权力，成为了所有人分享的权力。
    英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民争取权力的过程。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民主是一种最理想的政府管理模式。如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所指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取决于：（1）有限的多数原则。阿克顿勋爵这样说：“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的安全程度。”（2）选举程序。选举制度是西方民主最直接的表达手段，它给予所有的公民选举政府代言人的自由；（3）代表权的转移（齐·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9页）。
    综观英国历史的漫漫长路，英国的政治现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斗争和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政治权力从一个人手中逐渐扩大到了贵族寡头的手中；从寡头手中再扩大到中产阶级手中；从中产阶级的上层扩大到了中产阶级的下层，最后，从中产阶级下层扩大到了整个工人阶级手中。因此，各阶层在得到政治权力的时候，都无比珍惜，这也为西方人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力做了解释。
    《通史》不仅解读英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而且提出了更多让读者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具有民主传统的英国在实现近代民主的过程中会经历那么多的磨难？为什么所有社会阶层的政治意识不是同步的？东西方的民主意识完全相同吗？当我们轻易拥有自己的政治权力时，我们又应当怎样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