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和平运动，是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学术界对此也颇为关注和重视。一大批有实力的学者和专家投入到和平运动以及整个和平问题的研究之中，相关的学术机构纷纷成立，和平学作为一门学问登上了高等学校的讲坛，学术成果引人注目（注：国外近年在和平运动以及整个和平问题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以下一些著作可作参考：科林·克莱顿和马丁·肖编：《战争与和平社会学》（Colin Creighton and Martin Shaw, eds. , 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Peace），汉普郡麦克米兰出版社1987年版；玛丽·L. 福斯特和罗伯特·A. 罗宾斯坦：《和平与战争：跨文化的透视》（Mary L. Foster and Robert A. Rubinstein, Peace and War: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纽约新不伦瑞克1986年版；彼得·凡·登·邓金编：《西欧的和平主义与和平战略》（Peter van den Dungen, ed. , West European Pacifism and Strategy for Peace），汉普郡和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85年版；詹妮·泰奇曼：《和平主义与正义战争》（Jenny Teichman, Pacifism and Just War），纽约巴塞尔布莱克瑞尔公司1986年版；托马斯·克福和罗恩·E. 罗伯茨：《实现中的和平》（Thomas Keefe and Ron E. Roberts, Realizing Peace），依阿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汉希姆·帕迪西编：《当代和平研究》（Edited by Ghanshyam Pardesi, Contemporary Peace Research），新德里亚洲创作社1982年版，等等。）。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学术界真正从学理的层面上来研究和平运动以及整个和平问题起步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有限（注：这方面可以参考的主要论著有：施兴和：《论20世纪世界和平运动及其教训》，《安徽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韩洪文：《20世纪的和平研究》，《华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李巨廉：《战争与和平》，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熊伟民：《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熊伟民：《30年代美国的和平运动》，《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本文将对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作一个比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一
    尽管在规模、影响以及残酷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超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倒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引起大规模的和平反战运动。二战后欧美国家的和平运动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抵是由于1930年代“绥靖政策”的教训以及战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影响。同时，大多数的人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April Carter, Peace Movement: International Protest and 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伦敦和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8页。）。英国的情形与此相适应，战后第一次和平反战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958-1964年，它是以所谓的“核裁军运动”的旗帜而为世人所注目的。
    1956-1967年，英国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这些重要事件相互交叉影响，成为催化1958-1964年大规模的核裁军运动的动力。首先，1956年，英国伙同法国和以色列冒险入侵埃及失败，引起一场英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的热烈讨论。结果，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英国的国力在不断地衰落下去，不可能成为主要军事大国，以后在世界事务中，应该主要“依靠道德影响”来发挥作用（注：瓦尔特·奈奎尔和罗伯特·亨特尔：《欧洲和平运动与西方联盟的未来》（Walter Laqueur & Robert Hunter, European Peace Movement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Alliance），华盛顿乔治敦大学1985年版，第221页。）。其次，是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内部事务的干涉。它进一步证明了一般国家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差距，增加了英国的不安全感，但英国又无法改变相对衰落的趋势。英国一些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受匈牙利事件的刺激，纷纷放弃原有的政治信仰，和一些年轻人组成所谓的“新左派”，成为核裁军运动中有影响力的团体。第三，1957年4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国防白皮书声称，未来英国的国防，只能建立在大规模的氢弹报复的基础之上，英国准备发展和装备“蓝光”导弹系统（注：瓦尔特·奈奎尔和罗伯特·亨特尔：《欧洲和平运动与西方联盟的未来》，第221-222页。）。这无疑加重了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感。第四，工党内部左翼要求英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停止核试验和核裁军的呼声不断高涨。1957年，工党活动分子成立了“氢弹运动委员会”。1957年9月底10月初，工党在斯卡巴勒召开年会，许多与会者要求英国首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停止核试验，裁减核军备。第五，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工党斯卡巴勒年会结束的当天发射升空，这意味着整个西欧都在苏联火箭射程范围之内，英国的任何目标都随时可能成为苏联打击的对象。为了抗衡苏联的核力量，1958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同美国签订协定，准备在英国部署美国的“雷神”火箭。但在反核分子眼里，这不仅不能增加英国的安全，反而更容易成为苏联对英国实施核打击的借口。
    1958年之前，英国就有不少和平反战团体，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直接行动委员会”和“废除核试验全国理事会”。1958年1月，反核活动分子、小说家J. B. 普里斯特利、《新政治家》编辑金斯利·马丁、圣保罗大教堂牧师卡农·科林斯等几经商议，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反核新组织“核裁军运动”。著名哲学家罗素和美国前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也愿意参加。废除武器试验全国理事会同意将它的银行结存、它在舰队街的办公室和其他资料及地方组织都移交给这个新组织。新组织有一个执行委员会，邀请罗素和科林斯担任主席，佩格·杜夫为书记，后两人是核裁军运动的主心骨。直接行动委员会没有被邀请参加核裁军运动的组织工作，大体与他们比较激进的观点有关。不过，1958年复活节游行以后，科林斯写信给直接行动委员会的组织者爱劳史密斯，赞扬了她的工作，并且表示，“我惟一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直接行动委员会已是如此密切地同核裁军运动联系在一起。我特别希望你继续与我们维持这种可能的密切联系。确实，我将非常欢迎直接行动委员会与我们完全融合”（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Richard Taylor, Against the Bomb: The British Peace Movement1958-1965），牛津克利顿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