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虽是鱼龙混杂，但其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和平誓约同盟”领导人狄克·谢泼德就相信：“任何战争，不管其原因如何，不仅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否定，而且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注：马丁·西德尔：《1914-1945年的英国和平主义：一种信仰的解释》（Martin Ceadel, Pacifism in Britain 1914-1945: The Defining of a Faith），牛津克莱顿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页。）因此，他呼吁“拒绝战争，再不直接和间接地支持和鼓动战争”。1958-1964年的核裁军运动却不同。运动的指向，不是所有的战争和所有的军备，而是一种特定的战争和特定的武器。这说明时代的发展和武器装备及战争的变迁，使核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核战争核军备也成了和平运动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理念提出了挑战（注：科林·克莱顿和马丁·肖编：《战争与和平社会学》，第208页。）。因为在反核分子的眼里，国家存在的法理基础是国家能够给她的人民带来福利与安全。但核武器的发展和核战争的准备，看似在加强国防，实则是在置自己国家的人民于一种毁灭性的背景之中。这一复杂的矛盾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此外，这种核裁军运动，展示的不是一种“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英雄气概，而是在一种超越传统民族主义的视野中来思考人类的安全问题。因此，它对建立在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爱国主义是一种不自觉的超越。
    尽管战后以来，和平运动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但并不是处在一种主流政治和主流文化的位置上，因此和平运动即使在严肃的学者那里，也时常受到批评、嘲笑或否定，将其比作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美国研究和平运动的历史学家默尔·柯蒂将和平运动比作浮在主流政治生活河面上的“木屑与浪花”。有名的和平反战运动组织者伦纳德·沃尔夫将其自传就命名为“没有结局的旅程”（注：规多·格略留瓦德和彼得·凡·登·邓金编：《二十世纪和平运动：成功与失败》（Guido Grunewald and Peter van den Dungen, eds. , Twentieth-Century Peace Movements: Successes and Failures），刘易斯顿埃得温梅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这就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怎样评价和平运动的成功与失败。我们倾向于认为：和平反战或反核运动是一项极其敏感、复杂、艰难的事业，不能以它是否达到了某一个具体目标或制止了某次具体战争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它的作用和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它的意义是在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时刻提醒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并且，以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来促进和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和判断，我们认为，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尽管没有达成其直接目标，但在教育人们认清核战争的危险、防止核战争的发生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在道义上是应该肯定的。在欧美各国中，英国的和平运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规模较大，整个20世纪时起时伏、连绵不断。某些时期，比如30年代、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平运动与国内政治、国防建设以及对外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要了解20世纪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对其和平反战和反核运动进行探讨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