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8-1964年的核裁军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58年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运动逐步地展开，引起广泛注意，使之具有全英国的性质。
    执行委员会是核裁军运动的指挥中心，1958年1月28日的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表了政策声明，它指明了运动的基本要求与目标。声明指出：核裁军运动的目的是要求英国政府倡议，停止军备竞赛，减少核危险。“如果需要，可由英国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作为总的裁军的第一个步骤，英国要求各国停止进一步的核试验；停止建立新的导弹基地；建立中立和无核区；保证不再制造核武器；废除贮存的各种核武器；不让无核国家获得核武器。英国在谈判期间率先保证：暂停携带核武器的巡逻飞行；不进行新的氢弹试验；不在其领土上建立新的导弹基地；不向任何国家提供核武器（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23-25页。）。与直接行动委员会的反核立场比较，核裁军运动的立场要谨慎小心得多，它反映出核裁军运动领导人比较保守的立场。它没有旗帜鲜明地要求英国政府在核裁军问题上率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而是使用了“如果需要”这样一种含混而又灵活的措词。声明也没有要求美国撤除在英国的核武器或英国退出北约。因此，声明引起激进分子的不满。
    2月27日在伦敦中央厅举行的群众集会是计划中的一系列集会的第一个，获得了超出预料的成功，有5000人出席，还有近1000人因场地狭小而离开。受到这次集会的鼓舞，第二天，执委会发表了一个“澄清”政策的声明，要求英国政府承诺：无条件地放弃生产或使用核武器，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在防御中使用核武器；尽最大努力促使在各种水平上的谈判，结束军备竞赛；召开总的裁军会议。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无核国家合作，消除英国的核武器（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27页。）。这一补充或“澄清”性质的声明，与先一个政策声明比，口气要明显坚定得多了。这大概是受了在中央厅集会气氛鼓舞的缘故，但并不是对其立场的一个根本性质的调整。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复活节从伦敦到英国核武器研究基地阿德马斯顿的示威性进军。该行动最初是由直接行动委员会倡导和组织的，但核裁军运动也动员了它所掌握的资源来帮助其获得成功。在4天的示威性进军中，吸引了1万名左右的活动分子参加，新闻媒体跟踪报道，引起英国各阶层的深切关注。
    1958年，执委会还组织了其他一些小规模的集会、辩论会或晚会，宣传运动的宗旨和主张。在组织方面，成立了科学家、妇女、宣传与出版、劳工咨询等小组。运动在青年大学生中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追随者。他们在校园里组织了“大学生核裁军运动”、“青年核裁军运动”。他们一般思想都比较激进，大多成为了运动中的新左派成员。在社会上，全英各地的反核和平小组纷纷涌现，至1958年底，大约有200个这样的组织。这些地方小组与执委会的联系程度不一，其活动也不必受执委会的制约。它们或是单独行动，或是几个小组联合行动，或是配合执委会的行动。总之，1958年，轰轰烈烈的核裁军运动已在全英国开展起来，吸引着更多的人们认真严肃地思考着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
    1959-1961年是核裁军运动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运动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在加深；另一方面，运动又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首先表现为规模的扩大。经过1959年和1960年的发展，地方性的和平反核组织增加到450个左右。每年复活节向阿德马斯顿的示威性进军，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1959年达到2万人，1960年更高达10万人。所不同的是，进军原来由直接行动委员会组织变成了由核裁军运动组织。进军的方向也倒了过来，由过去从伦敦向阿德马斯顿进军改为从阿德马斯顿向伦敦进军，这主要是考虑到在伦敦容易吸引到更多的参加者（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48页。）。民意调查显示，1958年，只有22％的被调查者赞成英国采取单方面的核裁军行动，195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0％，而在工党的支持者中，这个比例高达40％（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48页。）。其次是核裁军运动政策内容的扩展和深化。运动明确提出了撤除美国在英所有核基地的主张，同时要求英国退出北约，采取积极的中立政策，甚至提出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49页。）。另一个可喜的进展是有影响力的工会逐渐倾向于英国的单边行动。1960年10月的工党年会上，尽管工党领导人休·盖茨克尔激烈反对，还是通过了支持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决议（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63页。）。决议虽然对保守党政府的对外政策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对运动仍然是一个鼓舞，因为争取工党的全力支持是执委会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三，非暴力不合作或不服从抗议的规模和影响在扩大。标志是罗素另起炉灶，组织“百人委员会”。从组织上来讲，是运动的新分裂，是执委会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立场难以调和的结果。罗素对科林斯小心谨慎的立场持异议，觉得核裁军运动两年来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核裁军运动会逐渐失去兴趣。他也反对那种认为该运动应该着眼于培养几个议会候选人的看法。因此，1959年秋天，他就在考虑尝试使用直接行动委员会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来刺激追随者，扩大运动的影响。此时，一个叫拉尔夫·舍恩曼的24岁的美国年轻人向罗素建议采用非暴力抵抗来打开新局面，得到罗素的肯定和支持。以罗素的身份和号召力，很快获得了一批有名望的追随者的支持，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反核组织。科林斯不赞成罗素另组百人委员会，也不赞成罗素准备采取的新策略。两人的分歧无法弥合，只好分道扬镳。1960年11月，罗素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的职务，但仍然承认运动是正义的事业，他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从此以后，反核运动分成两大派，一派随科林斯游行，比较温和；一派随罗素静坐，较为激进。直接行动委员会没有与百人委员会合并，但二者有相似的立场，并且直接行动委员会的组织者深深地卷入到了百人委员会的活动之中。
    1961年，百人委员会按照他们设定的方式开展反核运动。2月份，在罗素的率领下，组织了1000人在国防部大楼前静坐；4月，在议会广场静坐，800人被逮捕并被处以罚金。委员会准备9月17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静坐，但警察事先逮捕了委员会1/3的成员，并将其送进监狱监禁一个月，罗素夫妇也在被监禁者之中。90岁高龄的罗素为了和平的事业被监禁，这是大事情。因为他太有名气了，记者的闪光灯都对准了他。各种批评政府、同情罗素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这样的场面正是罗素愿意看到的。政府在道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结果罗素夫妇只被监禁了一个星期，并且是在监狱的医院里度过的。而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静坐按计划举行，12000人参加静坐，1300人被捕。有些人是来看热闹被警察胡乱抓走的，科林斯就是这种情形。1961年的余下时间里，委员会还组织了其他一些静坐和抗议活动，包括在4个不同的地方闯入美军核基地，或是阻止飞机起飞。每次都有人被捕，还有些人被政府援引“国家保密法”予以起诉（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50页。）。
    1962-1964年，是核裁军运动走向衰落的时期。虽然在1962年和1963年仍然有相当的反核活动，但一些领袖人物相继退出运动，公众的反核热情逐步消逝，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热点问题。百人委员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随着1961年9月和12月大批领导人被捕，尤其是12月政府援引“国家保密法”对6个领导人起诉以后，使一些人望而却步。罗素的热情也没能持久。1962年以后，他的兴趣转移到了“罗素和平基金会”。直接行动委员会在整个反核运动中并不是主流，影响比较有限。随着整个运动的退潮，他们也拿不出新的招式来扭转乾坤。工党与这次核裁军运动牵扯很深，1960年通过的要求英国采取单边核裁军的决议曾使核裁军运动大受鼓舞，期望工党一旦上台，就会将此付诸实施。但1961年的工党年会，反对英国单方面裁军的呼声占到了压倒性优势。196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但在新政府的防务政策中，并没有要取消或削减英国核力量的明确表达，令核裁军运动的组织者们大为失望。1964年，科林斯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职务，标志着战后英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核裁军运动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