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抓住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发展迅猛,声势浩大,但最后不了了之,令人失望。为什么会这样?这原因自然只能从运动自身中去寻找。 参加运动的人们,首先是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政治见解不同,立场和目标不一致,没有具有约束力的组织纲领,行动涣散。既有出于宗教信仰原因反对英国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的,也有像罗素一样出于人道主义而反核的;既有像罗素一样,相信核裁军会加强而不是削弱英国安全的人,也有认为没有什么比全面削减核武器更重要的人;既有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也有自私自利反现行体制的人(注:罗纳德·W. 克拉克:《罗素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2页。)。这既是这场运动组织者思想状况的特色,也是运动之所以会走向那样一种结局的重要原因。 构成核裁军运动基本力量的反核试验全国理事会,他们的基本信仰代表着整个运动的主流政治立场,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根植于自由主义信仰之中。他们厌恶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主张通过理性的争论和符合宪政的程序来调整社会。因此,运动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执行委员会成员阿瑟·高斯说:“我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共产主义者,也许,我应该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他们似乎像法西斯主义一样独裁。”(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14页。)与他们的自由主义信仰相一致,不主张进行任何有违现行英国资本主义法律规定的行动。反对直接行动委员会和百人委员会的主张。虽然在运动中有时他们也被迫同意进行一些非暴力抵抗的行动,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只是想获取“名流”的支持,进行彬彬有礼的学究式的讨论,或是在大厅里做符合法律的布道式的宣讲,想以此来影响公众舆论,完全没有接受那种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的心理准备。同样是高斯说明了这一点,“我反对,并且完全反对这个直接行动--我坚持认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导致交通混乱,使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有百害而无一利”(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14页)。 直接行动委员会的行动方针则稍有不同。他们的思想资源是比较模糊或是较笼统的甘地主义。“坚持真理”是甘地哲学的核心,而“非暴力不合作”仅仅是一种工具。在英国殖民统治的背景下,非暴力不合作也许是弱者可能选择的一种消极而又有效的方法。但1930年代早期,当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停滞不前时,一些人将非暴力不合作看成了救命的稻草。但英国的和平运动本来就是五花八门、流派纷呈的,非暴力不合作很难取得主流地位。1950年代的反核运动中,他们仍然认为非暴力抵抗适应英国的情况。虽然他们承认,大规模的示威静坐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交通堵塞和生活秩序的混乱,从而对现行秩序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挑战,但无论是道义上还是具体的行动策略上都是可取的。非暴力不合作既是文明的行动,也是民主权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完全不必有道德上的愧疚和良心上的不安。而为了唤醒公众和对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非暴力不合作是完全必要的(注:理查德·泰勒和奈格尔·扬编:《为和平而斗争:20世纪英国的和平运动》(Richard Taylor and Nigel Young, eds. , Campaigns for Peace: British Peace Movemen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58页。)。 罗素的百人委员会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他们的行动方式和策略与直接行动委员会如出一辙。关键是罗素这个人,他的影响和目标太大。追求真理,推崇一般的人道主义立场,把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基本关怀,所有这一切,使他赢得了空前的声望。但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太复杂,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罗素对事务的反应态度是不容易捉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是最早理解到原子弹危险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因此,对核武器深感不安。但他居然又倡导利用美国的核优势,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与他所持的和平反战立场背道而驰,听后令人毛骨悚然。但他在其他许多的场合,对美国的批评甚于对苏联的批评,尤其是在冷战和古巴导弹危机方面,他因此被人廉价地扣上亲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帽子。但不管怎么说,与他共处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科林斯的分歧和互不信任。科林斯说他被舍恩曼等人包围,听不进正确的意见,立场反复无常,经过艰难协商取得一致协议以后,他却又“很快彻底推翻这一协议”。科林斯承认罗素是一个“伟大而了不起”的人物,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自负的人”,并且这种自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75页。)。反过来,罗素也有一点瞧不起科林斯,觉得难以在一起共事。他在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职务时,说他难以与运动的另一位主席相处。罗素将科林斯看作一个小人物,心怀狭小,缺乏想象。更要命的是“狡诈、不可依靠,而又飞扬跋扈”(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76页。)。罗素与科林斯是运动的两个头,但相互的成见是如此之深,组织的分裂也就毫不奇怪了。这种内部的分歧,自然不能使核裁军运动提出统一的政策和策略来获取追随者以及公众的持续不断的支持。 核裁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产阶级的运动,带着中产阶级的特点和局限。参与运动的成员大都受过良好教育,认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他们集中于从事“创造性和福利性”的职业;他们参加运动主要是受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推动,而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急需的物质上的需要;他们参与政治的特征是积极“表达型”的,而不是像工人阶级那样的被动“工具型”的。除青年学生外,运动的参与者大多在40岁上下。从更具体一些的职业分析,他们大部分来自大中学校的教师、研究人员、或文学艺术界人士;其次是医生、护士、秘书、图书管理员、公务员、牧师和学生。他们基本上是政府雇员,他们很幸运,较少就业的压力(注:科林·克莱顿和马丁·肖编:《战争与和平社会学》,第200、208、224-225页。)。敏感、会思考、有思想、关心政治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劣势也同样来自于他们自身。他们是英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优先受益者,从根本上讲,中产阶级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这使他们在反核运动中,不可能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不可能考虑到从广大下层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中吸取力量。因此,核裁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没有组织发动普通群众的计划,这使他们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批评家们看来,这是这场运动不能达到其目标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核裁军运动与工党之间存在着“密切但又模糊不清”的关系。1951年、1955年、1959年,工党在三次大选中都败给了保守党,工党一直在为赢得选举而做艰难的斗争。而核裁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斗争的产品”(注:詹姆斯·欣顿:《抗议与幻想:二十世纪英国的和平政治》(James Hinton, Protests and Visions: Peace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哈金森雷迪斯1989年版,第154页。)。在核裁军运动的存在期间,运动中提出来的各种行动方针在工党的历届年会上都曾引起讨论,有的甚至还导致激烈的争吵。核裁军运动无论是对工党的左翼还是工党的右翼,都是重要的。 从核裁军运动方面来说,其领导人从运动一开始,就将工党看成是贯彻其反核方针的自然载体。虽然一些人对议会政治表示厌恶,认为核裁军运动的基础纯粹是道义上的,但其领导人却毫不迟疑地寻求与工党建立密切的联系,正如科林斯在自传中所声明的:“如果核裁军运动希望完全成功的话,需要考虑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并且将自身融和到英国政治的现实之中。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工党内赢得对核裁军政策的多数支持。”(注:理查德·泰勒和奈格尔·扬编:《为和平而斗争:二十世纪英国的和平运动》,第101页。) 工党是一个成熟的政党,拥有各种组织资源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得到工党支持,对运动的发展无疑重要。但过分地追求与工党的合作与友情,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这样做不仅会疏远一部分追随者,使内部的分歧扩大,而且,将运动与工党捆绑在一起,势必会卷入英国议会政治的漩涡,从而大大地损害运动的道义威信。运动的发展,深受工党对核裁军问题立场的影响。1960年,工党年会上支持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意见赢得多数赞同,运动受到鼓舞;相反,1961年,工党年会上反对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意见占了上风,运动就受到沉重打击。1964年,工党赢得选举,在反核立场上与保守党没有本质差别,核裁军运动此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批评,使其形象大受损害。从这些事实分析,核裁军运动与工党捆绑在一起,不是推动了自身的发展,而是妨碍了自身的发展。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妨碍运动的发展及其目标的实现。首先,核裁军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直接关系到英国的国防。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要英国首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从而带动美苏两家削减核武器,从道义上讲,颇具吸引力。但从现实的角度讲,恐怕不容易被英国大多数人接受。任何执政的政党大概也不敢冒这样的风险。英国的核力量与美苏两家比,其规模要小得多。这使多数英国人觉得,其核力量仅仅是一种防卫或威慑的手段,但对维护国家尊严和支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又有必要。其次,核裁军运动是一种民间社会力量,不具有强制和法律的约束能力,仅仅是依靠舆论来影响政府。它也不能使用强制的手段来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更何况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也不愿意或害怕动员普通的群众力量。第三,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关键是要保持参与者持续不断的激情,或是不断获取新的资源和动力,否则,一阵热情过后,运动就会烟消云散。核裁军运动的组织者,证明他们既没有能力做到使参与者保持持续不断的激情,又无能力获取新的资源与动力。这样,一阵高潮过后,运动走向衰落,最后不了了之,大抵也只能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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