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荷马时代政治制度的性质，在当代史学界存在重大分歧。格罗特认为，古典时代希腊政府的基本特征是多数人执政且对被统治者负责，而传说时代是国王掌权，国王个人做出决定，其他人很少、也不可能批评他[1]（p180-185）。格罗兹指出，史诗时代的希腊实行君主制，因为荷马笔下的巴赛列斯地位世袭，且拥有重要的政府职能[2]（p33-61）[3]（p93-94）。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史学界也有反映。日知先生认为，雅典政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的演变。在日知先生看来，巴赛列斯是君，瓦那克斯是王，而拉瓦格塔斯是卿一类的角色[4]（p181）。胡庆钧先生对荷马时代的政治制度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至少阿家门农、普里阿摩斯等人是具备国王特征的[5]（p237-241）。然而，早在19世纪后期，摩尔根就对格罗特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在摩尔根笔下，荷马时代属于军事民主制时期，其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制。所谓的王，不过是个酋长或者军事首领而已[6]（p243-254）。在现代西方史学界，巴赛列斯是否是国王也逐渐成为问题。一些学者如德鲁等完全否认巴赛列斯享有王权，另一些学者如格德斯等认为，荷马并不知道君主制究竟是什么概念，还有些学者虽然承认荷马描写的是某种君主政体，但又认为荷马笔下的巴赛列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王[7]（p361-384）[8]（p280）。
    国王享有最高统治权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能够大体肯定，荷马时代已经出现了国家。可是，自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以来，荷马时代是氏族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观点就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成了正统。对此已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荷马时代的希腊应当已经出现了国家[9]（p52-58）。因此，荷马时代有君主制存在的先决条件。
    在讨论君主政体的分类时，亚里士多德特别把史诗时代的王制作为一种类型。“它根据成法，其统治符合于臣民的公意，王位则由父祖遗传于子孙。王室的始祖都由军事技术起家，或团结一族的人民而创立了城市，或开疆拓土，为公众树立了不朽的勋业；于是大家共戴为君王（basileis），而且议定了传统的世袭制度。”[10]（p1285b4-19）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史诗时代存在王政是没有问题的，其基本特征是王位世袭。
    可是，事情似乎不像亚里士多德设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在史诗中，在一个国家内，拥有国王称号的往往不止一人。例如在特洛伊，除了老国王普里阿摩斯拥有瓦那克斯称号外，他的儿子得伊福波斯、海伦诺斯等人都曾被称为瓦那克斯，而领导特洛伊人抗击入侵者的赫克托尔，从来没有获得这一称号，尽管他肯定是普里阿摩斯的继承人（注：本文引用荷马史诗时，按学界惯例，只注卷数和行数，卷数用拉丁数字表示，行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11]（iv,96;xiii,582）[7]（p369）。在《奥德赛》中，拥有巴赛列斯（荷马时代国王的称号）头衔的人好像更多。在法埃西亚人那里，阿尔西诺对漂流到岛上的奥德修斯说，“在这个国家有十二个巴赛列斯在统治人民，加上我一共有十三个”[12]（viii,384-386）。在伊大卡，奥德修斯的儿子特勒马科虽然认为当巴赛列斯是一件好事，“但在四面环海的伊大卡还有许多其他的阿凯亚王公（basileis），不论年轻或年长，在奥德修斯死去后谁都可能当国王”[12]（i,394-396）。当时特勒马科正在和求婚者的首领安提诺奥斯论辩。也就是说，至少在求婚者之外，伊大卡还有其他的人拥有巴赛列斯头衔，而且他们拥有这种头衔并不被视为僭越，反而得到包括特勒马科在内的所有伊大卡人承认。一些学者在否认荷马时代的巴赛列斯是国王时，所根据的正是这些材料。在他们看来，既然在荷马的公社中不存一个人的统治，统治者是一个封闭的贵族集团，荷马时代的国家政体自然只能是贵族政治而非君主政治[9]（p52-58）。还有一些学者推测，当奥德修斯不在的时候，伊大卡仍然存在合法的统治。既然奥德修斯在特洛伊征战或在外漂流，他的朋友门托尔只是负责照顾他的家庭而非国家事务，那么可以肯定，这种统治不是由国王或其代表进行的，国王的存在因此可有可无[7]（p371-377）[13]（p82-96）。
    但是，如果深究的话，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在特洛伊，虽然得伊福波斯、海伦诺斯等有瓦那克斯的称号，但他们在战斗中必须服从统帅赫克托尔的指挥，他们的权威也远在普里阿摩斯和赫克托尔之下。当帕理斯因受伤回到家中休息时，从战场上下来的赫克托尔严厉地批评了他。帕理斯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示，立刻返回了战场[11]（vi,312-341）。从《伊利亚特》的叙述看，帕理斯对普里阿摩斯也处在依附地位。赫克托尔阵亡后，普里阿摩斯悲痛欲绝，决定亲自到阿克琉斯那里赎回赫克托尔的尸体。临行之前，他大骂帕理斯、海伦诺斯等人无用，说他们只会撒谎、跳舞和偷人民的羊群。这些话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他们谁也没有反驳[11]（xxiv.248-280）。另外，从阿克琉斯对埃涅阿斯所说的话看，普里阿摩斯完全有权决定将来把王位传给哪一个儿子[11]（xx.177-183）。所以在特洛伊，实际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普里阿摩斯和他将来的继承者赫克托尔手中，帕理斯和海伦诺斯等人并没有真正的统治权力，其地位远在普里阿摩斯之下，根本不能被视为共治者。
    但是，如何解释帕理斯等人所享有的巴赛列斯或瓦那克斯称号？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到史诗的特点。尽管与其他史诗相比，荷马史诗有更多的创作史诗特点，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史诗是在长期的民间口传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包含着许多不同时期的因素。史诗所要描述的是晚期迈锡尼时代的战争，其内容也确实保留了相当多的古代因素[14]（p225）。安德列耶夫在分析了有关阿家门农的王权后，也认为《伊利亚特》中包含了更多的关于迈锡尼时代的回忆[7]（p369-371）。事实上，普里阿摩斯所拥有的瓦那克斯称号，就是迈锡尼时代的显明标志。因此在这里，王权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
    在法埃西亚人那里，阿尔西诺固然自称是第13个巴赛列斯，而且明确说到那12个巴赛列斯拥有统治权力。但细观奥德修斯在法埃西亚人那里的全过程，我们不难看到，在有关奥德修斯归返的各种问题上，阿尔西诺都起着决定作用。当公主瑙西卡第一次向奥德修斯介绍西里亚岛的情况时，她便告诉他，阿尔西诺是法埃西亚人“强盛和威力的体现”[12]（vi.197）；在指点奥德修斯应当求援的对象时，瑙西卡说的也是她父亲，而且特别说明，她父亲的住宅人人皆知，与众不同，很容易辨认，显示了阿尔西诺在法埃西亚人中的独特地位[12]（vi.315）；当瑙西卡到家准备晚饭时，诗人再一次提醒我们，阿尔西诺“统治法埃西亚人，国人敬他如神明”[12]（vii.11-12）；在奥德修斯进入宫殿以后，他虽然抱着王后阿瑞塔的双膝，但在他正式求助时，并没有忘记把阿尔西诺包括在内。在他提出请求后，首先发言的固然是那年高德劭的埃克涅奥斯，但他建议的对象是阿尔西诺而不是王后阿瑞塔，作出决定的也是阿尔西诺。在这个过程中，阿瑞塔始终未发一言。直到众人已经决定送奥德修斯返家后，阿瑞塔才开言打听奥德修斯的情况。此后，不管是举行运动会，还是送奥德修斯礼物，都是阿尔西诺在做决定。即使在奥德修斯被送回，海神波塞冬用高山将西里亚岛包围起来时，还是阿尔西诺在指挥法埃西亚人采取补救措施[12]（xiii,170-186）。其他的人，不管是和他一起的12位巴赛列斯，还是阿瑞塔，除了执行命令外，似乎不曾作出任何重大决定。因此，安德列耶夫正确地指出：当阿尔西诺说他是第13位巴赛列斯时，他是把他和其他的巴赛列斯相区别。诚如阿尔西诺本人所说，法埃西亚人所有的权力都应归于他[12]（xi.353）。只是由于诗人的误解，阿尔西诺才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巴赛列斯主席团的主席[7]（p376-377）。
    由于奥德修斯长期不归而在伊大卡造成的形势更加复杂一些。首先应提出的问题是，当奥德修斯在外征战和漂泊的时候，谁在伊大卡行使统治权力？安德列耶夫根据奥德修斯在地府向他母亲提出的问题以及特勒马科仍在举行和掌权者身份相称的宴会等资料，推测奥德修斯并不是伊大卡惟一的或绝对的统治者。当奥德修斯不在国内时，伊大卡仍然存在合法的统治。但是，这个推论不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当时国家事务并不复杂，也许在这20年中，伊大卡确实没有什么人在行使统治权。事实上，在特洛伊战争进行的10年中，希腊很多地区都没有国王，可是社会并没有出什么问题。在奥德修斯屠杀了求婚者以后，尽管他们是伊大卡精英，但除了他们的亲属外，也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出面干涉[12]（xxiv,412-471）。如果真的在王权之外还有其他机构存在，这种情况应不大可能出现；当特勒马科试图赶走求婚者时，他除了向伊大卡的德莫斯呼吁外，也没有寻求任何其他机构的援助。在他之后发言的门托尔，除抱怨伊大卡人忘恩负义外，好像也没有想到会有其他的掌权者主持公道。以门托尔的经验和智慧，如果这种机构或人物存在的话，他不会不去求得他们的帮助[12]（ii.1-259）。相反，那张只有奥德修斯能拉开的大弓，多少向我们显示了奥德修斯的特殊地位。在试拉大弓一节中，求婚者无一能够拉开那张大弓，甚至弓弦都安不上。奥德修斯不但轻易地拉开了大弓，而且一箭射穿了12把斧子的斧孔[12]（xxi,80ff），从而有力地表现了他的与众不同。所以，即使在伊大卡，除了奥德修斯的王权之外，剩下的也许只有人民大会和贵族议事会的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