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权制社会，男子是家庭和社会事务的主宰，妇女作为一种弱势群体，处于无权的依附地位。古罗马前期的妇女就是这样。她们在父权和夫权的夹缝中生存，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根据《十二铜表法》的规定，“妇女对她的父亲、丈夫或是监护人来说，是作为女儿和被监护者出现的。她的监护人是她的父亲或丈夫的男性近亲，或者根据她父亲或丈夫的遗嘱订立的人。”（注：阿利姆·M.沃德：《罗马人的历史》（Allemn M.Ward,A History of the Roman People），普拉提斯1999年版，第7页。）在监护人的严密控制下，妇女根本无自由可言。这样，政治成为男子的领域，妇女难以涉及。妇女“不能参与选举投票，不能担任元老院议员，不能当官任职。惟一能参加的是宗教活动，可以充当维斯塔贞女，在少数特殊的场合也能参加别的宗教活动”（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Richard A.Bauman,Women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Rome），伦敦1992年版，第2页。）。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古罗马妇女过去根本没有政治权利。格利乌斯在《雅典之夜》第5卷第19章中提到‘妇女不得参加市民集会’。”（注：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到古罗马后期，这种情况有了重大改观。这里所说的古罗马后期是指从罗马共和国晚期（大概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到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时期。从共和晚期开始，随着罗马霸权的建立，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社会斗争，包括同盟战争、奴隶起义、外敌入侵、派系斗争、人民暴动等等。特别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分分合合，相互倾轧，政治斗争层出不穷，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如苏拉、恺撒、庞培、克拉苏、安东尼、屋大维，他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对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到帝国时期，权力争夺激烈，政权更替频繁。上层社会的妇女长期耳濡目染，逐渐有了较强的参政意识。她们不再幽居于闺房深处，而是避开法律的限制，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为自己谋取权力和利益。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显赫的地位也为她们参与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她们中不少人善于利用矛盾，有些人甚至借此爬上了权力顶峰，在一些重大事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古罗马后期，不少贵族妇女热衷政治事务，她们利用男子的地位和权力，在各种政治斗争中施加影响。
    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中，有两名贵族妇女起了重要的作用。她们是福尔维娅（Fulvia）和显普洛妮娅（Sempronia）。福尔维娅是秋瑞尔斯的情妇，秋瑞尔斯由于不道德而被元老院逐出门外，她的野心随之受挫。为了提升在情妇眼中的形象，秋瑞尔斯夸口说及自己在阴谋中的重要作用，许诺“连高山大海都可以给她”。福尔维娅感到很震惊，告发了这次阴谋。另外，在这场阴谋中，喀提林还得到了一些妇女的支持，她们前期因当妓女而过着奢侈的生活，年纪大了，不能再当妓女，所以欠下一身的债。喀提林通过她们，获得她们奴隶的支持，放火烧毁城市，打败或杀死她们的丈夫。显普洛妮娅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女人干过许多只有男人才敢干的罪行。……在她心目中，没有比谨慎和贞节更不值钱的东西了”（注：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2-114页。）。她有权代替丈夫接见使者。“阿拉布拉格的使者被带到显普洛妮娅家中见她丈夫，她丈夫是平民派的敌人。当时她丈夫不在，她接见了使者。而且每次接见使者，她都是必然要出席的”。由于她们在阴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有人评论说：“尽管她们是站在反对的一方，但她们在其中是不道德的。”（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7-69页。）
    安东尼的妻子福尔维娅（Fulvia）有强烈的参政欲望。据说，她是一位“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羁绊，渴求性满足和充满权力欲”的女人（注：萨拉·B.波梅罗伊：《妇女史和古代史》（Sarah B.Pomeroy,Women' s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她对安东尼的影响达到如此程度，竟能使安东尼下令铸造刻有她肖像的银币，并允许她“统治统治者，指挥指挥官”（注：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第58页。）。“公元前44年（恺撒死后）至40年（她自己死后），是她最疯狂参与政治的时期”。特别是公元前41年，“这时她表露出了领导才能、勇气和献身精神，这些品质是同时期很少有人能有的，无论男子还是女人。迪尔说，那年名义上的执政官是塞维鲁斯·伊苏那克斯和马克·安东尼的弟弟鲁基乌斯·安东鲁斯，但事实上是后者和福尔维娅。……没有她的同意，元老院和其他人都无法行事。甚至鲁基乌斯·安东鲁斯也处于从属地位”。有一次，他希望庆贺一次胜利，由于福尔维娅的反对，提案没有送到元老院。尽管后来在她的同意下通过了提案，但“迪尔说，这次胜利名义上是安东鲁斯的，实际上是属于福尔维娅的。整个事件都是她有意操作的，为的是试探她对元老院的控制程度”。另外，在安东尼和屋大维的权力角逐中，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她作为安东尼在意大利的代理人，和屋大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公元前42年，在屋大维遭到政敌攻击时，她趁机指挥占领了罗马（注：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83-87页。）。
    帝国初期，叙利亚总督披索的妻子普朗奇娜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千方百计地帮助丈夫铲除异己，对付其政敌日耳曼尼库斯。“普朗希娜的作风对于一个规矩的女人来说是过分的。她参与骑兵演习和步兵操练，她嘲弄阿格里披娜和日耳曼尼库斯。结果甚至一些正派的士兵都不正当地准备为她效劳了”（注：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0页。）。后来，她作为主谋，指使人毒死了日耳曼尼库斯。日耳曼尼库斯临死前说：“我是因为披索和普朗奇娜对我下了毒手而丧命的……他们在听到一个曾在这样多次的战争中厮杀过来之后，仍能幸运地活下来的人却死于一个妇人的阴谋之手，是会流下眼泪的。”（注：塔西佗：《编年史》，第122页。）普朗奇娜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善于见风使舵。在丈夫得势的时候，她与之同坐一条船。而披索失势后，她的态度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当她觉得“披索的问题还有希望，她本人就坚决表示，不管披索的遭遇如何，她将同他共命运，必要时可以与他同死。但是当里维娅的私下斡旋使她得到皇帝的谅解，她就逐步把自己和丈夫的关系区分开来，并把她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当成一个单独的案件”。尽管她和披索都“同样遭人憎恨，但是她却拥有较之披索更大的势力”，披索死后，只对她作了装模作样的审讯。在皇太后的干预下，她的罪过不予追究。（注：塔西佗：《编年史》，第144-147页。）
    有的妇女甚至能影响战争。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披娜就成功地平定了一场兵变。当罗马和日耳曼人打仗时，阿格里披娜随丈夫（时任罗马统帅）留在军中。显赫的地位使她在军中有一定的声望。而有一件事更是增强了她的影响力。“这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罗马军队中了敌人的伏击，日耳曼军队正向高卢挺进。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心慌起来，竟想把莱茵河上的桥拆毁，如果不是阿格里披娜制止的话，这些人就真敢干出丢脸的事情了。在那些日子里，这位心地高洁的妇人一直执行统帅交派的任务。她送衣服给无衣的士兵，亲自护理伤兵”。写日耳曼战争史的历史学家普林尼记述说，阿格里披娜在军队士兵的眼中的地位看来已经盖过了任何将领或最高统帅，而且一个妇人竟然平定了皇帝签署的命令都不能平定的兵变（注：塔西佗；《编年史》，第57-58页。）。
    还有一些不甘寂寞的女人，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角逐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西塞罗的妻子特列提娅（Terentia）“是一位胆大心粗渴望荣誉的女人，正如西塞罗所说，她宁愿投身于他的政治事业，而不愿替他处理家庭事务”。她曾鼓动西塞罗严惩一场政治阴谋的发动者（注：杨共乐：《罗马共和国时期》下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8-169页。）。又如，公元前1世纪司法官瓦利斯的情妇西利东（Chelidon）对国家法律的控制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她控制了国家法律和私人争端的处理，而且在非法干涉方面也很有名。她只要给瓦利斯吹吹枕头风，他就会改变已经作出的决定或无视先例。人们群聚在她的居所处寻求通过新的法律、新的决议和新的措施，而法学家们的房子却无人问津。……她的房子更像是一个司法官的裁判所而不像是一个妓女的住所。”（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6-67页。）帝国时期一位名叫卡尔维娅·克利司披尼拉的女人也颇有政治手腕。她“曾向尼禄传授了放荡的生活方法，随后她又渡海到阿非利加去教唆克洛狄乌斯·玛凯尔发动叛乱，并公然想使罗马人民遭受饥馑之苦。后来由于同一位前任执政官结婚，她又取得了全城的好感，这样她就安全地度过了伽尔巴、奥托和维提里乌斯三人的当政时期。最后，她又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没有子嗣而成了一位有势力的人物”（注：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2页。）。
    妇女的介入无疑为古罗马后期复杂的政治斗争增添了一个亮点，她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并不是只有男人才有能力涉足政治领域，女人同样可以。但应该看到的是，男权主义者们对于妇女参政采取的是仇视的态度。本文所使用的很多史料都带有这样的痕迹，对此我们要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