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使英国从西方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资本主义的“领头羊”。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与转型时期英国农业的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代英国农业创新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英国农业革命的实现过程，它使英国摆脱了17世纪在西欧出现的新一轮“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一关于英国农业革命的学术回顾
    农业革命发生于何时？其内涵是什么？西欧的经济史家们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大致说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农业革命的研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中期以来。
    第一阶段，人们主要对农业革命的技术性因素进行了探讨，总结出了农业革命的技术性内容，包括诺福克四茬轮作制的推广、牧业的改良、新型农作物的种植、农业机械的应用、灌溉和排水系统的完善、肥料的利用等。土地制度的变更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J.D.钱伯斯和G.E.明根称传统农业向现代科技农业的转型为农业革命，认为英国农业革命发生于1750-1880年。其间，由于人口增长迅速，人们开始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来提高生产率。[1]（pV-14）厄立克·克里奇认为，农业革命发生于16-17世纪，敞田或围田对农业革命没什么意义，共权和私权都不能作为农业进步的标准，评价农业革命的标准是一系列技术性因素。[2]（p15-40）E.L.琼斯认为农业革命发生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从17世纪末开始，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人们的食品需求量逐渐增大。在这样的前提下，许多重要的农业生产技术涌现出来。[3]（p67）戴维·格里哥认为，1620-1850年间发生了两次缓慢但具有决定性的变革，完成了对敞田和公地的圈占，引入了芜菁和苜蓿，把农作物的种植和牧业结合起来，形成了混合农耕，构成了农业革命。[4]（p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土地产权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农业革命研究的趋向。马克·奥弗顿对以前的农业史研究提出了挑战性的观点。他说，农业史研究分为两大阵营，一派主要关注的是农耕活动，即“牛和犁”的历史，另一派重视农村的社会和文化；农业史研究的范畴应由农耕史扩展到土地制度史。[5]（pxii）在奥弗顿看来，农业革命发生于1500-1850年，但直到1750年后农业的产量和效率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前提就是农业产权的变革。[5]（p206）
    笔者认为，农业革命就是英国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在农业生产技术领域和农业制度领域进行的变革。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包括诺福克四茬轮作制的推广、新型作物的引进、畜牧的改良、新式农具的使用等。制度性的变革包括土地私有权的确立、议会圈地运动的推广以及租地农场的兴起，其中土地私有权的确立是基础，后二者是其表现形式。制度性因素是技术性因素得以推广的前提条件。在英国，制度性因素的形成大致开始于圈地运动。圈地消除了共权，建立了私权，租地农场的土地经营方式渐趋流行，使地主尝到了甜头，使农场主成了最大受益者。为追逐更大的利益，地主和农场主都热衷于农业技术的使用。这大致始于都铎王朝中期，因而，农业革命的上限应为1550年前后。大致说来，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确立起以租地农场为核心的土地经营管理体系。因此，农业革命应限定在1550-1860年。本文仅从制度性的因素入手，探讨英国农业革命及其成果。
    二产权的不完整性--中世纪土地制度之特征
    英国中世纪的土地制度是在封土制的基础上运作的。“一块土地可能是几个不同的人的财产：农民，其采邑的领主，领主的领主，国王。但是，在采邑法庭，只有农民与地主之间就这一块土地存在权利问题，采邑法庭对这块土地拥有司法管辖权。”[6]（p101）按照封土制的原则，国王是全国最高的封君，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国王只是全国之内众多封建领主中的一个，有时甚至还不是最富有的一个。和其他领主一样，国王靠自己的领地生活。1467年，爱德华四世对议会说：“朕依靠自己的领地而过活，除了一些重大的和紧急的事件，决不向臣民征敛。”[7]（p256）同时，小领主对大领主、农奴向小领主宣誓效忠而取得土地，享有对土地的保有权（tenure）。“这种保有权一般都能在领主自己的法庭受到正常的保护……根据征服者威廉到来之前早已存在的各地不尽相同的习惯，保有地产通常会一代一代传下去。”[6]（p104）这说明，在中世纪的封土制下，土地产权呈现出残缺性。
    在土地产权残缺的情况下，人们按照敞田（open land）的方式对土地进行管理。庄园上的土地分为可耕田、草地、公田、荒地和林地。[8]（p43）敞田制基本上是共耕制。通常情况下，庄园法庭惯例是人们生息的行为指南，种植何种作物，何时播种、收割、放牧，皆由村社集体经庄园法庭而定。按照惯例，庄园上的土地分为领主自领地和佃农的份地。这两种土地交织在一起，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干湿状况、距村庄的远近户均分配土地。佃农分得的土地称为条田（strip）。“每块土地都插在他人的土地中间，这种位置就产生大量的、多少是要费钱而令人为难的劳役或义务：不可能设围篱，必须在适于耕作的土地上作出许多从教区的这一头到那一头的小路。如果每个业主都要独立地行动，那末，这种不方便的错综就会恶化为完全的混乱。这种极端的分成小块的情况就会产生不合理的后果：惟一可能的耕作方式就是按照共耕制的规则操作。”[9]（p115）耕作和收获活动更需要合作。另外，还实行公共的放牧制度，由村民们雇用牧人在公田或收割后的可耕地上放牧全村的牲口。[10]（p27-28）
    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农业市场化趋向的加强，敞田制愈益成为技术革新的障碍。以诺福克四茬轮作制的推广为例，要采用这种轮作制度，“首先必须改变上千年来可耕田的分布状况。敞田制下，单个的农人根本不可能在其条田上种植饲料作物，因收割完毕之后，这样的地块对整个的村社都是开放的”[11]（p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