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观察西德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时，人们会发现它们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持了惊人稳定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稳定在极大程度上有赖于两国政治领导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尤其是阿登纳和吉田茂，前者连任总理十余年，后者执政七年。他们不仅自己长期执权，还为接班人设计了政治、外交和经济政策的基本结构。说阿登纳和吉田茂是形成战后西德和日本的保守体制的起点，也非言过其实。
    本文主要以他二人的回忆录为线索，分析两者在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方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借以考察两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日本与西德的比较，对日本的保守正统所存在的问题，上溯到四十年前的形成时期加以探讨。
    阿登纳和吉田茂，除了都曾长期执政以外，还有很多的共同点。在政策的基本方针方面，他们都否定中立，依靠美国；在经济政策上，他们都排斥战后风行一时的国有化，而谋求向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转变。这些共同性，正是产生今天西德和日本两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共同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他二人之间又有种种的不同点，而且就其重要性来说不次于共同点，因为它对两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经济上的自由主义
    排斥计划经济阿登纳和吉田茂虽然在思想意识方面有种种不同，但是都反映了他们本国的思想史传统，他们都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阿登纳正统地继承了德国自由主义；吉田茂继承的却是皇室观和儒家伦理，很难称其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过至少在战争期间是被指责为“自由主义分子”的，不妨称吉田茂的政治思想是贵族式的自由主义。阿登纳和吉田茂在经济思想方面有无容置疑的共同点，那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他二人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都主张从统制经济向自由竞争过渡，排斥国有化和计划经济。
    阿登纳在回顾其1949年刚开始执政时的情况时写道：“我决心在经济方面采取开展竞争以及日益加强德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的方法，消弭多年来强制性经济和军事经济给德国经济结构造成的缺陷。”
    吉田茂在1946年第一次组阁时，制定了这样的方针：“对于国民，虽然不能凡事都任其随意而行，放任自流，但就战败后的人们思想来说，很难一切事情都用权力来统制。而且，无论国民或者企业，如果一味依靠补贴和救济，就永远不会想到自力更生，因此必须尽可能撤消统制。”
    吉田茂是外交官出身，具有较强的主要从国际经济角度观察经济问题的倾向，积极主张引进外资。阿登纳也从同西方国家联合的观点出发，一贯强烈支持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他们在财政、金融各方面同是经济上自由主义的信徒。
    不过，阿登纳强烈关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与政治上自由的一致性。他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有化政策时说，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活动方面都必将麻痹个人的自由主动权，必然会导致由少数人统治大众。⑧而吉田茂却丝毫没有这样的主张，他只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维护经济自由的合理性。
    自由主义的反动旗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中，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寻常的主张，因为当时普遍认为，自1929年世界总危机以来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破产。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已被人们看成不可避免的潮流。尤其对战败后的日本和德国，保持甚至加强战时经济遗留下来的统制经济是经济复兴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吉田茂和阿登纳关于排除统制经济、复活自由竞争、用个人主动权复兴经济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曾被批判为“不合时宜”。而且，在有着强烈的国家主义传统的日德两国中，自由主义经济从未占过主流。不过，作为美国的正统思想的经济自由主义终于通过1948年西德的货币改革和1949年日本的“道奇路线”，作为经济复兴的方针被引进日德两国。随着“冷战”的进行，自由主义成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锋，自由主义的反动旗手阿登纳和吉田茂也就在他们国内巩固了地位。
    复活了的经济自由主义作为变革社会的动力，在西德和日本的战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可以说，保守主义在经济政策上实行的“近代化”和“自由主义化”正是阿登纳和吉田茂对两国战后稳定做出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