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界观和对权力的认识
    同传统的联系阿登纳的民主思想中，明显地存在着有关个人尊严的欧洲自由主义传统。他认为：“民主不只是一个议会制度的政体而已，它是一种世界观，扎根于对每一个人的尊严、作用和不可让渡的权利的观念之中。一种真正的民主，必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尊重每一个人的这种不可让渡的权利和价值。”他还批判黑格尔式的国家主义，主张只有个人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阿登纳还强调，在政治基础中必须有基督教的关于个人尊严的伦理观，这反映了他本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他主张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获得一种信念，即：“人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发展自己的性格和走向自由”。（19）阿登纳的思想继承了德国天主教学说的传统。
    但是，阿登纳对于神学式的学说几乎漠不关心，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行动派，而且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在德意志政治中的相互对立这一历史经验使他考虑必须极力避免使宗教问题成为政治上的争论点。因此，他所主张的基督教伦理观是与人道主义传统几乎没有区别的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的总和。不过，在战后出现的这种自由主义肩负着保守的机能，它通过强调“个人自由”担负着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相对抗的任务。它进而警告“民主孕育着多数压制少数的危险”，为压制民主尤其是议会外的群众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阿登纳认为，“如果不用个人尊严等其它的价值划定界限，民主就会转化为对立物”。不过，阿登纳的这种世界观尽管对民主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但不会使导致独裁的反动思想正当化，所以能够在西德形成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保守协议”。
    与此相反，吉田茂的世界观中存在着容易同反动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或者至少可以说与反动思想的根本信念没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在日本不仅是共产党，就连社会党甚至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中，都对吉田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对立。吉田茂自以为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根本找不到阿登纳那样的格调很高的政治自由主义信条。在他的天皇观和国家观中，阿登纳批判过的权威主义反倒很浓厚。他说：“夫任何之世，若无父母、兄弟、长幼之序，先辈后辈之顺，社会上下之礼，则社会秩序不可保，国家安定不可得。依我国之古来历史观念与传统精神，皇室即我民族之始祖宗家。此非理论，乃是事实，是传统。尊崇皇室乃人伦之义，社会之基础。故我国之民主亦须以此观念与精神为基础。”
    不过，吉田茂的天皇观并不具有战前和战时那种对天皇制意识形态盲信的性质。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皇室现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英国的王室观。因此，以他的皇室观来断定他不是自由主义者，则不免欠妥。但无容置疑的是，吉田茂的皇室观所依据的是儒学的等级观念和军国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中，吉田内阁推行的是复古的政策。对于战前的《教育敕语》，吉田茂认为它起了“教育上的依据”的作用，而战后丧失了这种依据。但是，如果视这种恢复明治国家传统为反民主，反自由主义，则不免操之过急。因为吉田茂所批判的是战后教育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和气节。他强调战后整顿教育的方向是“纠正”昭和年代以来堕落了的“日本人的人性”。
    对权力的认识吉田茂认为，人们批评他的教育政策或治安政策，只是出自误解。当然，就吉田茂的主观意图而言，如果批判他的政策是“复活军国主义和警察国家”，也不免无的放矢。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象他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可以只用“出自误解”来排除人们对吉田内阁政策的担心和批判，恐怕也有问题。因为吉田茂对于他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存在的“可怕之处”，是毫无觉察的。在这一点上，吉田茂与阿登纳之间存在着政治思想上的根本差距。
    阿登纳对权力集中的危险性反复提出过警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懂得，在构成政治关系上所要运用的原则是，不将过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一个地方，而采取联邦式的民主分散权力；我们懂得，这一原则也要求适用于经济方面，因为有了经济力量，就有了政治权力。基督教民主联盟完全主张农业土地改革，以消除大地主在政治上的危害。我们也主张工业经济改革，通过分散经济力量以防止任何滥用经济力量而危及自由。但是我们拒绝对关键性工业实行国有化，谁的手中掌握了关键性工业，顾名思义谁就掌握了整个经济。一个国家手中掌握了关键性工业，它就拥有了希特勒的那种权力；而希特勒是在1933年之后一步一步经过多年才取得这种权力的。我们请求在这一点上不要提出反对意见，说什么国家受议会的政治监督，不可能滥用这种权力。在德国，我们曾于1933年亲眼目击在使用民主宪法的幌子下，是完全有可能排除议会的监督的。我们基督教民主联盟无论如何不会让这种情况重演。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广大人士倾向于这种看法：在各个要害工业部门中必须采用力量分散的原则，即由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分掌经济力量，而不排斥对于重建德国所必要的企业家的主动精神。”
    阿登纳的上述主张反映了他不信任和警惕权力的自由主义的根本信念。吉田茂虽有反权威主义的精神，但缺少反权力的思想。第三次吉田内阁时，文部大臣制订的《国民实践要领》受到了批评。吉田茂在回答批评时说：“提出国民道德准则只是作为参考，却有人指责是忽视个性，是封建主义，这太缺乏自尊心了。如果认为这是个无味的准则，可以在看了内容之后再有主见地进行批评嘛！国民生活没有国民道德是不堪设想的。问题在于这个准则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强制性的。如果出现了无味的准则，那就制订一个更好的嘛！如果是强制性的，也可以反对嘛！”
    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吉田茂对于思想教育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时的危险性麻木不仁。吉田茂为财阀和地主制都曾进行过辩护。与上述阿登纳关于土地改革的主张相比较，显而易见，阿登纳是战后经济改革的积极支持者，而吉田茂只不过是消极地接受改革而已。
    阿登纳当然也并不是敌视和否认权力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对于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有着比吉田茂更为古典的权力政治观。他高度评价军事力量的政治重要性，是重整武装的最热心推进者。阿登纳在权力问题上始终是个现实主义者，反映了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吉田茂则不然，他对权力缺乏现实主义的认识，而且这正是当时以至今天的日本政治的普遍特点，只批评吉田茂一人恐怕有欠公平。自以为是自由主义者的吉田茂，以及他周围政治经济两界的“自由主义者”们，都显然缺少这种自由主义的反权力思想，这对日本政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