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待古希腊传统宗教及超自然因素的态度问题上，中外学术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一般认为，希罗多德出于其拥护古希腊传统宗教的基本立场，因而对神谕、朕兆、预言、幻象、奇迹等深信不疑；修昔底德则由于其深受古希腊“诡辩派”哲学的影响，因而不仅对所有这些超自然的因素一概视为迷信，而且还能对日食、月食、地震、风暴等自然现象作出理性的解释。（注：参见我国已出版或发表的各种西方史学史著作中的相关章节和论文，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译者序言>第27～28页；J.B.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New York,1908.第128页以下；J.Hart,Herodotus and Greek History,London and Camberra,1983.）第43页以下；K.Dover,The Greeks and their Legacy,Basil Blackwell,1988.第65～73页；S.Oost,“Thucydides and the Irrational:Sundry Passage”，Classical Philology 70（1975），pp.186-196.;A.Powell,“Thucydides and Divinatio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6（1979），pp.45-50.；村川坚太郎编：“世界の名著？5へロドトストウキユデイデス”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31页和第51页。）有些研究修昔底德的学者在承认他与希罗多德的这种基本差异的同时，也看到了修昔底德在对待希腊传统宗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指出了他对待神谕、朕兆等现象的保留态度，并试图从他的整个宗教观的角度去解释这种保留态度。（注：前引S.Oost的论文（Classical Philology 70（1975），p.195.）；青木千佳子：“前五世託”，载“史林”第77卷第6期（1994年），第32～62页。）然而，希腊传统宗教、神谕、朕兆、预言、幻象以及奇迹等等，它们各自的内涵、表现形式、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等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许多古希腊哲人在有时对待其中不同对象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某种差别。以往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由于忽视了这种不同的涉及对象之间的区别，研究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都不免过于笼统，所以也就未能比较准确地分别揭示出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等当事人在这些具体方面的真正态度，多数学者的注意力还纠缠在古人对这些超自然因素的“信”与“不信”的问题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神谕的描述为切入点，具体地讨论一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对待神谕的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为古希腊史学史和古希腊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做些有益的尝试，恳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一
    古希腊人一般都认为，在人类即将遭遇重大的历史变故之际，神明都会对人类有所启示，希罗多德对此也是深信不疑的。他曾明确地断言道：“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至于神托，我不能说它不是真的；当我亲眼看到下面的一些事情时，我也并不试图否定那些他们讲得十分清楚的事情：……看到这样的事情又听到巴奇司说得如此清楚明白，则我既不敢在神托的事情上反对他，又不能认可别人的反对论调了”。（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12页和590页。）因此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有关神谕、朕兆等神明启示的记载可谓随处可见，而且尤其对神谕显示出了极大的重视。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述及神谕的地方共有上百次之多，大大超过了关于日食、风暴等朕兆的描述。（注：据有些研究者的统计，希罗多德提及朕兆的次数为35次。如前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序言>第27页，郭圣铭王晴佳主编：《西方著名史学家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郭圣铭王少如主编：《西方史学名著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不仅如此，神谕遍布全书的各个章节、几乎涉及到每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神谕以如此高的频率和如此多的数量出现在同一部著作中，这在众多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中也是极为罕见，以致于有的学者甚至主张把神谕视为构成《历史》一书的基本框架和理解该书的基本线索。（注：H.W.Parke and D.E.W.Wormell,The Delphic Oracle,2vols.Blackwell,1956.第2卷第Ⅶ页。）
    希罗多德不厌其详地把神谕写进自己的著作中去，固然是出于他对神谕的相信，同时也是由于他想利用神谕来证实自己写作内容的可信性、或者显示自己某些观念的准确性。希罗多德笔下的神谕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特尔斐神托所，这与当时希腊人的普遍认同倾向是一致的。然而也许是由于他思想中“亲蛮”意识在发挥作用的缘故，他的注意力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来自特尔斐神托所或者希腊本土其他神托所的神谕，而是面向所有不同来源的神谕。换而言之，希罗多德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写作内容及其具体需要来选择神谕的，而并不在乎神谕的来源。譬如在诸多事例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在讨论埃及的领土范围时，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就搬出了阿蒙神庙里的神谕，并且特意声明道：“我是在形成了我的关于埃及的看法以后，才听到了神的这一宣托的”，（注：希罗多德：《历史》，第117页。）以显示神谕的神圣性和自己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