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这种把神谕直接用于证实自己观点的写法相比，希罗多德更多的是把神谕用来说明“因果报应”原则。众所周知，“因果报应”是希罗多德理解和解读历史事件时所信奉和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历史写作揭示给人们的一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神谕，绝大多数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展示着这项基本原则的严肃性和这条基本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无论是在描述吕底亚、埃及、波斯等异国他邦的形势以及克洛伊索斯、居鲁士、冈比西斯等异邦君王的命运过程中，还是在描述希波战争过程中希腊人的抗争及其命运结局的时候，都始终贯穿了希罗多德的这一意图。
    希罗多德的《历史》以对克洛伊索斯统治下的吕底亚王国的描述为开篇，这一方面是由于吕底亚和克洛伊索斯是古希腊人最为熟悉的小亚细亚国家及其君王，因而就成了希罗多德介绍小亚细亚地区概况时最合适的切入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克洛伊索斯统治下的吕底亚王国走向灭亡的命运历程最能体现“因果报应”原则，因而希罗多德就以此作为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注：有些学者曾经对这两点采取了“二者择一”的态度并展开过争论，详见M.E.White,“Herodotus's Starting-Point”，Phoenix,23（1969），p.45ff.和H?P?Stahl,“Learning through Suffering?Croisus'Conversation in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Yale Classical Studies,24（1975），pp.1-36.），”新潮社，1989年，第31～42页。）作为显示“因果报应”原则的一种基本因素，贯穿于有关这个典型事例的描述文字之中的神谕尤其具有代表性，历来被学者们视为了解希罗多德神谕观的典型例证。在希罗多德叙述吕底亚王国历史的文字中，神谕共出现过14次，（注：希罗多德：《历史》，第4、7、9、21、24、25、43、47页。）其中最后的5次与克洛伊索斯有关。另外，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王国事务的时候，也经常会涉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一些与希腊人相关的情况），而即使在这些文字中也屡屡出现神谕，（注：希罗多德：《历史》第29～33、42～43页。）与主题叙述中的神谕相互呼应、相辅相成。所有这些既体现了希罗多德对神谕深信不疑的基本倾向，也反映出他在实际运用神谕过程中的具体态度和方法。
    希罗多德在对神谕确信不疑的前提下，把能否正确地理解和解读神谕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高度。在他看来，历史上一些国家和个人之所以会使自己蒙受巨大灾难乃至身败名裂，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解读神谕的真正含义。他的这种态度，在他叙述克洛伊索斯与神谕的关系的文字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注：希罗多德：《历史》第24～26、35～37和38页。）在这些描述中，希罗多德并没有对那些模棱两可的神谕本身作任何解释，而只是反复强调了克洛伊索斯本人对神谕的一再误解、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错误举动与吕底亚王国的亡国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对克洛伊索斯愚蠢行为的批判，而且如果当事人对神谕表示疑问或埋怨的话，他还会借其他事件当事人或神明之口直截了当地说明其中的缘由。譬如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克洛伊索斯当了波斯军队的俘虏以后，觉得自己是被神谕所误导，于是就派人去特尔斐神托所谴责神明，结果却领受了神谕宣示人的一番反唇相讥。（注：希罗多德：《历史》第47～48页。）从关于克洛伊索斯与神谕的关系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完全把克洛伊索斯的例子提升为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所作所为与国家、民族以及个人命运之间因果关系的范例。实际上，这既是他把克洛伊索斯统治下的吕底亚王国逐步走向灭亡的历史作为自己著作的开篇的目的之一，同时也是他撰写这部《历史》时最想强调的深层内容之一。
    除了上述克洛伊索斯的遭遇之外，希罗多德还在书中讲述了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中大量类似的典型事例，以证明自己这个基本观点的普遍正确性。他具体地叙述了波凯亚人向库尔诺斯殖民过程中的遭遇，也详细地记载了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在阿格巴塔拿丧生和库列涅国王阿尔凯西拉欧斯在巴尔卡死亡的经过。在他的笔下，这些人遭遇灭顶之灾的原因和方式都与克洛伊索斯如出一辙。（注：希罗多德：《历史》第83～84、223～224和330～331页。）
    相比之下，希罗多德在描述包括希波战争在内的与希腊城邦相关的事务过程中涉及神谕的次数略少于小亚细亚、波斯、埃及等非希腊地区，然而他却同时更多地提到了朕兆、预言等，而且所要体现的这一条基本原理却始终没变：误解或无视神谕必然给自己带来灾难。不仅如此，希罗多德在叙述方法上也有所改变。此前在叙述非希腊地区的此类事例时，他基本上都是客观地描述事情的具体经过，并不附加自己的主观评判。而在叙述与希腊相关的有关事例时，他却经常毫不掩饰地发表一些自己的议论，从而使得主题更加明确。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在叙述了埃乌波亚人遭到希腊军队重创的经过之后，希罗多德明确地指出这是他们因无视神谕而得到的报应；（注：希罗多德：《历史》，第568页。）另一个是对普拉塔伊阿战役前夕波斯军队统帅玛尔多纽斯在进行战前动员时误解神谕的描述，在这里希罗多德虽然没有正面指出玛尔多纽斯对于神谕的错误解释，但是却特意强调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玛尔多纽斯信以为真并因此而作出错误决断的那条神谕实际上是针对伊里利亚人和恩凯列斯人的，另外一条神谕才是针对波斯人的。（注：希罗多德：《历史》，第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