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在书中除了大量地叙述由于误解或无视神谕而遭到报应的事例之外，也列举了许多因正确理解神谕而获得成功的事例，而且这些成功的事例几乎都发生在希腊人中间。希罗多德在叙述在叙述吕底亚王国历史的过程中，就在两处提到了与希腊城邦有关的神谕。一处讲述了庇西特拉图因正确地领会了神谕并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从而又一次在雅典建立绝对统治的经过；（注：希罗多德：《历史》，第29～30页。）另一处则讲述了斯巴达人在攻打铁该亚人过程中两次接受神谕的不同经历，从正反两方面昭示了神谕的神圣性和正确理解神谕的重要性。（注：希罗多德：《历史》，第31～34页。）除此之外，在诸多此类事例的记载中，关于斯巴达人根据神谕确定国王人选的经过（注：希罗多德：《历史》，第422页。）和撒拉米斯海战前夕雅典人讨论神谕的情景（注：希罗多德：《历史》，第518～521页。）的描述，可以说更加具有代表性，而且言词中尤其明显地反映出希罗多德对雅典的偏爱。
    从所有涉及到神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希罗多德对正确解读神谕的人们的赞许和对误解或无视神谕的行为的批判，还可以看到希罗多德对那些在私欲的作用下伪造神谕或者有选择地宣示神谕的巫师们的揭露、以及对买通巫师假传神谕的野心家们的鞭挞。（注：例如希罗多德：《历史》，第428页和第465页。）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希罗多德确实相信神谕的神圣性和准确性，承认神谕对人类事务的干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希罗多德又一再强调神谕的这种干预作用的实现取决于人类本身的行为方式，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具备准确地识别真假神谕和正确地理解神谕中词语的真正含义的智慧与能力。在他的笔下，克洛伊索斯和冈比西斯等人无疑就是因无视或误解神谕而蒙受灾难的典型代表，而斯巴达人里卡司（注：希罗多德：《历史》，第33～34页。）和雅典人铁米司托克列斯（注：希罗多德：《历史》，第520～521页。）则是因正确地理解神谕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而获益的典型代表。另外在希罗多德看来，能否对神谕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不仅仅取决于理解者和解释者是否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巧，还在于他是否具备了良好的知识功底和对相关事件的了解程度；因而巫师等专业的神谕宣示者的解释未必一定正确，事件的实际参与者却往往能够凭借着“自己的才智”和“好运气”（注：希罗多德：《历史》，第33页。）将神谕与事件的具体进程结合起来，从而把握住神谕的关键并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由此可见，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神谕本身只是一种体现冥冥之中神秘力量的客观存在，它规定着或者指示着人间事务发展变化的方向和结局、并对当事人作出某种提示，但是它并不直接作用于这种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当事人究竟能否因此而获得实际利益，则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本身的所作所为。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在自己的书中从未对神谕本身做过任何价值评判，他赞扬或批判的对象始终都是那些能否正确理解神谕并作出正确选择的当事人，他尤其讨厌那些假传或伪造神谕的人物及其行为。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希罗多德历史观中的“人文主义”特征。
    二
    相比之下，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极少提到神谕、朕兆等超自然因素，而且从未直接用这些因素来说明战争的进程与结果，这是他与希罗多德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最大不同。另外，他虽然试图对地震、风暴、日食、月食等被当时绝大多数希腊人视为朕兆的自然现象进行过理性的解释，（注：参见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43页关于地震引起水灾的解释。）但是他却从未对神谕的性质做过任何说明。这种情况固然对后人具体探讨修昔底德对神谕的态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却也不能简单地用“相信”或“不相信”等概念进行概括。（注：前引青木千佳子论文中曾提到过类似的看法，但是论述过于笼统。）
    修昔底德在书中涉及到神谕的地方只有15处，而且丝毫没有将神谕跟他本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过程的描述和战争结局的解释联系起来。这与希罗多德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修昔底德对神谕的相对冷漠、或者说是有意回避的态度。修昔底德的这种回避态度或许可以被用来说明他对神谕的怀疑，但并不足以证明他对神谕的“不相信”，更不能将此作为论证他对神谕持批判态度的一种依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几处涉及神谕的描述，譬如第2卷第2章中关于禁止人们住在皮拉斯基人土地上的神谕的解释、（注：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9页注②。）第2卷第5章中关于神谕诗句中两个词语的解释、（注：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2页。）以及第5卷第3章中在说明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持续时间的计算方法时涉及到的神谕解释，（注：前引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73页[此处的译文表现得不明确，请参考英文版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Unabridged Crawley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seph Gavorse,Random House,1934.（西学基本经典工作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西学基本经典·历史学类》中所收）第297页]。）经常被引用来说明修昔底德对神谕的“不相信”态度。（注：参见前引谢德风：<译者序言>第27～28页；前引K?多弗：《希腊人及其遗产》第71页；前引A?鲍威尔论文：《修昔底德与占卜》（所载杂志第45页）。）然而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即可看出，修昔底德之所以提及这些神谕并不是为了对它们本身进行评论或批判，而是要说明当时人们接受和理解神谕的态度和方式，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记载下来；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所有那些“不相信”或者“批判”的语气和矛头都不是针对神谕本身，而是针对那些理解和解读神谕的人们及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