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修昔底德毫不留情地对各种别有用心地利用神谕的恶意行为进行了揭露。他的矛头所指，既包括那些为了在民众中煽动战争情绪而刻意散布神谕的好战小人，（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0页、第121～122页、第567页。）也包括那些为了一己私欲而以不正当手段伪造和假传神谕的政治野心家和堕落巫师。（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65～366页。）不仅如此，修昔底德还对那些由于自以为是地错误理解神谕而导致身败名裂的愚蠢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意在警示世人。（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86～88页。）所有这些揭露性描述的对象和内容同样都不是神谕本身，而是人们接受和利用神谕的方法和态度，我们虽然无法从中得到修昔底德“相信”神谕的依据，但是也决不能因此而认定他“不相信”神谕甚至批判神谕。
    通过上述涉及神谕的具体描述，修昔底德实际上一直在提醒人们要正确地理解和谨慎地对待神谕。他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将自己的这种意思表达出来，但是他所叙述的那些因理解错误处理不慎而深受其害的事例和人们知道受骗后所表现出来的懊丧情景都足以唤起人们的警觉。另外，修昔底德在描述与神谕相关的事例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解释，以凸显当事人的错误和正确理解神谕的重要性。在他的笔下，当然也有因以谨慎的态度利用神谕而获益的事例，这就是公元前432年斯巴达人在召开同盟代表大会讨论对雅典宣战时请示神谕的做法。（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81～82页。）由此可见，修昔底德在书中涉及神谕的描述尽管不多，但其中包括的类型以及通过这些事例所倡导的对待神谕的基本原则却与希罗多德是一致的。
    至于能否正确理解和解读神谕的关键是什么，修昔底德也没有像希罗多德那样用明确的语言归之于理解者或解释者的“才智”和“好运气”。不过从他对撒拉米斯海战前夕敢于否定权威而正确解释神谕的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赞誉（注：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96～97页。）中可以看出，他对人类预测未来事物发展趋势的能力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神谕实际上就是一种相对“可靠”的对未来的预测；人们之所以对它乐而不疲，也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预先知道事物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决断，以保证行动的成功从而使自己受益。古人把对未来的预测寄希望于神谕，其实是对人类自身预测能力的怀疑和否定。既然修昔底德相信人类甚至有预测未来的能力，那么在他看来至少这种能力与解读神谕的能力是一致的，只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人都是人类中并不多见的“超凡”的“显著天才”而已。如此看来，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一样，也是把人的知识才能和对事物的了解视为能否正确解读神谕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仅从《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记载来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两位古希腊杰出的史学家在关于神谕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是明显的，但并不是截然相反或者互相对立的。他们二人对神谕的不同态度，与他们在进行历史创作过程中的不同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希罗多德没有直接经历过希波战争，他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说都是他听来的遥远的往事；由于无法用亲身经历来证实或者证伪，所以还残留着纪事家某些特征的他就宁可“信其有”了，而且它们确实也可以用来说明一些道理。修昔底德亲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全过程，对这一历史过程中“人”的所作所为及其前因后果都十分熟悉；由于他更能够理解“人”的作用及其与这场战争的关系，所以自然就把注意力放到了“人”这一边。另外，他们的这种不同态度反映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希罗多德对神谕的深信不疑是那个时代古希腊社会敬神祭神传统的反映，体现了古希腊人宗教信仰的一般倾向；修昔底德对神谕的冷漠回避则是当时古希腊社会随着“诡辩派”哲学兴起和自然科学发展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思想界的直接反映，体现出怀疑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
    然而与此同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几乎达到了相同的水平。在人与神谕的关系中，他们偏重的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的都是人正确解读神谕的重要性以及人自身基本素质的必要性，而这些恰恰又是古希腊社会开始由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时期的现实反映。如果说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还残留着“神”的影子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神”的敬而远之是古希腊历史学的一大进步，那么他们在处理人与神谕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偏重就是古希腊历史学的“人文主义”这一基本特征的具体体现。
    我们因此也就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历来被视为古希腊历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并受到中外学者们高度评价的这个“人文主义”，是否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在没有否定神本主义这一基本前提下的、对“人”的价值及其作用的强调呢？或者说，我们在理解和把握它的时候，是否应该有一种“动态”的意识呢？（注：最早对古希腊历史学中的“人文主义”特征进行系统论述的是R·G·柯林武德（参见柯林武德所著《历史的观念》的第1编第10节），其后学界对它的评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在古希腊人那里，神谕和地震、风暴、日食、月食等朕兆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存在，因而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待朕兆的态度、以及他们心目中的朕兆与神谕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展开具体研究的课题，它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古希腊历史学的“人文主义”特征，希望能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