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不是任何抽象理论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多次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可以说，改革既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与发展的需要，又是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力。
    一
    刚诞生的雅典城邦是典型的贵族政治国家。如果把雅典民主政治视为一个过程，即民主进程，则其开端无疑在梭伦改革。公元前71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有很大发展，随着商品关系的发展，社会阶级斗争也趋于激化。经济地位提高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要求改变政治上无权的状况，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同时贵族掠夺农民土地，通过高利贷不断将农民变为债务奴隶，农民与贵族的矛盾日趋尖锐。这种国内矛盾激化的鲜明表现便是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40年没落氏族贵族基伦夺权未遂事件，以及前621年执政官德拉古的立法运动。前者主要反映了不同氏族贵族集团首先是富有的当权者与没落的失势者之间的矛盾。而德拉古把习惯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公诸于众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掌握司法大权的当权氏族贵族的肆意横行。因此，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酝酿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迫切需要实行一次剧烈而深刻的变革。
    梭伦，自信、稳健，“是一个优良的立法家”[1]（P109），公元前594年在当选为拥有立法大权的执政官后，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城邦内外关系和城邦内部等级关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
    梭伦实行的最重要改革，就是废除并且禁止在雅典人中间一度广为流行的基于债务而发生的富有的雅典人奴役贫困的雅典人的债务奴役制，从而使得整个雅典城邦摆脱了由于债务奴役猖獗所造成的分崩离析现象，使雅典人构成的自由人集体在阿提卡境内成了自由和财产得到保证的、有别于同一地域之内的非雅典人的有完备结构的政治组织。这就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雅典公民集体，逐步调整公民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创造了最重要条件。梭伦在使广大平民免除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威胁，保障雅典公民人身自由的同时，还规定了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这两条措施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2]（P124）。应该说，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梭伦的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公民权是所有民主政治最为根本的基础。所以，在评述梭伦改革的意义时，亚里斯多德十分正确地指出：看来，梭伦的政体在三个方面最具有民主色彩，最主要的是不允许以人身自由作担保的借贷，再就是任何人都有权保护被欺凌的人，第三则是可以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述。民众既然在表决方面是主人，也就是政体的主人[3]（P12）。
    梭伦还根据雅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促进雅典经济全面发展的政策。他高度重视农业，“鼓励农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因为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所得的利益多”[4]（P32）。同时又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规定，如果父亲没有使儿子学会一项手艺，儿子可以不赡养父亲。创造一种条件，使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而且必须自立谋生，这无疑是保障广大中小所有者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对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雅典的公民集体长期相对稳定的保证。在古希腊的具体情况下，一个稳固并且可能在适宜的环境中发展壮大的公民集体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能够产生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正因为如此，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梭伦的立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改革是雅典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起点。
    二
    作为规律，在希腊的城邦世界，民主政治的诞生通常要经过僭主政治这样一个扶持工商、抑制贵族的前奏。梭伦面对的危机使他完全也有可能建立起僭政，只是梭伦个人的因素，才推迟了雅典僭主的出现，而促成民主政治的早产。因此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民主政治奠定足够坚实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提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梭伦去国之前，就有各种政治党派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对他提出种种不同的要求。去国之后，党争依然激烈。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参与党争的派别有三，即所谓“山地派”、“海岸派”和“平原派”。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各派的政治倾向可以推定：“平原派”主要指那些在平原地区拥有土地的雅典土著居民，他们怀念昔日的无限风光，试图恢复刚刚逝去的贵族政治。“山地派”主要指偏远山区的贫苦农民，极易接受要求改变现存秩序的煽动，成为极端不满分子的政治大本营。其领袖庇西特拉图有“民众支持者”之称。“海岸派”主要指聚居在沿海地带，因经营工商业而致富的人，他们是梭伦改革的最大收益者，代表着维持现状的力量，亚里斯多德把其政纲称为“中间路线”。党争的结果最后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他本应在梭伦时代就出现了。
    庇西特拉图建立的僭主政体不同于此前希腊历史上的僭主政体。他并没有触动梭伦宪政，只是在这之外加上梭伦所不曾有的政治铁碗，因而也就实现了梭伦所不曾有的社会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梭伦改革。
    首先建立以“具有宪法形式”运行国家的政权机构。由于梭伦改革已经处理好贵族特权问题，并为日常行政提供了最新式的机构，因此庇西特拉图能让现存的法律与制度不动，仅仅注意使自己的人选进行政机构[5]（P113），他维护了梭伦所确立的绝大部分政治和法律秩序。于是我们能够知道，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公民大会继续召开，四百人会议仍负责为公民大会草拟议程；议事会大厅还是得以扩建，普通民众更习惯于到法庭申述；执政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活动照常进行。庇西特拉图甚至还曾亲自出庭为自己的谋杀罪名辩护，这虽无损于庇西特拉图的独裁，但可以认为，这是雅典人在建立真正的民众政治的体制以前所进行的演习，这种演习对提高雅典公民的政治素质，增进他们的民主意识，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6]（P13）。而基托则说：“由于庇西特拉图小心地维护了梭伦地中庸地民主宪政的形式，雅典人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英明的监护下，受到了管理其自身事物的训练”[7]（P128）。
    其次，鼓励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政府向农民发放贷款，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鼓励葡萄和橄榄的种植，使更多的农民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开拓进入黑海的通道，在去黑海的走廊地带建立地点……，从而使雅典的工商业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获得飞跃的发展。早在公元前550年前后，雅典的彩绘陶器行销地中海各地，到处排挤着科林斯陶瓶。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庇西特拉图颁布了反怠惰法，责令父母必须使儿子学会某种手艺[8]（P117）。发展工商业，使谋生手段多样化，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证阿提卡半岛境内有较多的雅典公民，巩固和扩大雅典公民集体中中小所有者的队伍，增强他们在整个公民集体中的作用。
    再次，加强全国的集中统一，削弱氏族贵族在各地的传统影响。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他的宗教政策和大兴土木。在公元前566年希波克列伊德斯担任执政官时开始举办的泛雅典娜节，在庇西特拉图当政时以更隆重的方式庆祝，从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开始，献给雅典城的保护雅典娜的大理石雕像，数量大大增加。而从公元前534年开始，原来只是在阿提卡的埃列乌特拉伊这样一个小地方庆祝的酒神节，也变成了整个希腊的节日。鼓励崇拜不为某个贵族家庭所独占而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神祗-酒神狄奥尼修斯，鼓励崇拜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保护神-雅典娜，它体现出庇西特拉图对培植公民精神在宗教层面上的努力。
    不少学者认为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对梭伦改革的中断和反动，但从庇西特拉图执政时的改革和结果看并非如此，他实际上是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是在梭伦退引政坛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贯彻和深化梭伦改革，从而客观上为民主政治全方位夯实基础的人物[9]（P18）。庇西特拉图的僭政改革，是对梭伦所启动的民主政治的一次“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