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管庇西特拉图的成就是多么“辉煌”，他的家族在雅典的统治同样不能逃脱诸如其他僭主“昙花一现”的命运。而在此基础上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进程中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件。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内容广泛，其中尤引起注意的一个方面是：重新划分选区。按照地域而不是按氏族来划分选区，从而打乱了户籍，抛弃了血缘关系。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是在推翻僭主统治之后战胜国内氏族的反抗，击败国外的武装干涉下进行的。氏族贵族不同集团、不同家族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僭主被推翻之后，十分明显地成了雅典国家不安的根源，并且已经招致斯巴达的武装干涉。经济发展和交往频繁引起的居民的迁徙流动，使得按原来氏族部落组织进行政治和社会活动成为过时和不便，主要以地域原则来组织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已是时代的要求，在克利斯提尼提出改革之前某些在一定程度上以地域原则代替氏族部落原则的措施，如设置舰区，按舰区征集军队，设立巡回法庭、设立全国性的节日庆典等；如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梭伦、庇西特拉图家族的一些措施造成的雅典城在阿提卡的中心地位大大加强，都为地域原则代替氏族部落的血缘原则作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克利斯提尼建立基于村社（德谟斯）的10个地域部落以代替原有的4个血缘部落，又将国家分为30个区，内地、平原、沿海各10区，并以抽签的方式把这些区分给各个地域部落，每个地域部落包括一个内地区，一个平原及一个沿海区，三个区互不毗连，只有在公民大会表决时才组织起来。区的基层组织是若干具有政军职能的自治坊社，所有公民都应在坊社登记，为报答一些异邦人对他的支持，“克里斯提尼许可若干外邦人和居留雅典的外邦奴隶来入籍坊社，增加了平民人数，贵族势力由此相形见拙”[10]（P115）由此可见，克里斯提尼改革既极大的削弱了氏族贵族的势力和影响，又进一步壮大了公民群体，还大大便利了公民积极就近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增强了公民之间的团结，得到了雅典公民大众的支持。
    克里斯提尼改革不仅扩大公民的群体，而且还发展了公民参政权。孟德斯鸠说过：“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部分人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贵族政治”[11]（P8）。因而公民拥有哪些权力，体现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克里斯提尼时，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召开十次，全体公民均可参加，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表决权。至于克里斯提尼建立的五百人会议，它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外，还负责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成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机关。而且随着整个公民集体政治活动的日趋活跃，五百人会议的作用逐渐加强，它与公民大会协调一致的活动，成了雅典民主的突出特色，这个由抽签方法从公民中选出的成员组成的机构，已经初步体现了公民不分贫富轮番参政的原则，使雅典公民能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言：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国家政体的贵族性质仍未改变，执掌国家大权的氏族贵族反动势力的权力堡垒--贵族会议依然存在，因此改革不能构成民主政治形成的标志[12]（P33）。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是成功的，它加速了氏族贵族的灭亡，在雅典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因此恩格斯高度评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称他是一次革命，改革适应了雅典国家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
    四
    雅典贵族议事会，也称为战神山议事会，这是因为这个议事会在战神山举行会议而得名。在雅典，当国王消失之后，政权主要掌握于从氏族贵族中选出的执政官之手，卸任的执政官自动成为贵族议事会的成员。与当权执政官相比，战神山议事会处于从属地位，当然，它的权力可以依据情况的变化扩大或缩小。
    历史表明，凡是贵族议事会势力强大的地方，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体，雅典民主政治的显著特点，就是贵族议事会对公民大会的干预不多，而在民主最繁荣的时期，它的作用非常微弱。所以雅典氏族贵族权力彻底被剥夺之时，便是雅典民主政体最终确立之时，这一过程是在埃菲阿尔斯特改革中完成的。
    梭伦的改革，表面上基本没有触动它，贵族控制的各权力机关仍掌国家大权，公民大会等民主机构则处从属地位；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民众法庭这些民主机构权力的增长，十将军委员会的产生和它的权力逐渐扩大，相应的削弱了执政官的权力，对战神山议事会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公元前5世纪初的几次改革，则初步改变了选举方法，废除了梭伦确立的财产原则，把权力之门向社会中下层群众特别是下层群众进一步敞开，打破了贵族操纵选举的局面，从而为民主派最终战胜贵族派扫清道路。正是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斯特进行新一轮改革。
    埃菲阿尔斯特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削弱氏族贵族势力。首先，他就贵族议事会议员的行政行为对他们起诉，因而除去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而后，他接着剥夺了议会一切保卫宪法的权力，把某些权力交给五百人议会，另外一些则交给民众会和陪审法庭[13]（P252），结果改革后的雅典，公民大众和五百人会议活动进一步得到加强，其表现之一是，大约从公元前460年起，流传下来的以国家或公职人员名义刻制的关于公共事务的碑铭，数量大增。在此之前的一二百年里，仅有铭文10篇左右，而从公元前460年起至该世纪末的60年间，达到300篇。雅典公民一般都识字，国家的法律和公民大会的重要决议，铭刻在大理石碑上，间或刻在铜牌上，公诸于众，这样做是因为在公民大会上和民众法庭的活动中，经常需要有关国家法律和公民大会决议的知识[3]（P30）。这个时期，雅典民主的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主法庭，确实摆脱了氏族的控制，成了真正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而过去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执政官委员会和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都降为从属地位；而且国家公职的选任资格或条件对几个等级的公民来说大体平等，与此同时，国家机构或官员执权范围不明、权力实施混乱的局面也得到解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基本上分立开来。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公元前462年改革最终使雅典形成了以主权在民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埃菲阿尔斯特的改革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
    收稿日期：2003-09-01
    【参考文献】
    [1]庄文河。梭伦改革--雅典走向民主政治道路的起点[J].继续教育研究，2000，（2）.
    [2]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J].历史研究，2002，（6）。
    [3]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M].北京：高教出版社，1959.
    [5]安德鲁斯。希腊僭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胡钟达。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6）。
    [7]基托。希腊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8]朱光庭。世界历史名人传谱（古代卷）：庇西特拉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毕会成。庇西特拉图：带卫队的“梭伦”--庇西特拉图的历史地位谈[J].世界史，2002，（10）。
    [10]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2]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体创立问题的研究[J].世界史，1998，（8）。
    [13]日知。古代城邦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