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权威主义式的自由主义
    为建立民主制而自觉努力阿登纳和吉田茂都否定独裁，尤其是军事独裁，肯定民主主义是权力正统性的最终根据。特别是阿登纳，不单强调把建立民主制作为德国政治复兴的基础，还反复强调培植民主信念的重要性。他说：“在德国的重建中，巨大的任务在于激发和加强我们人民中的民主力量，并促使它们的成长。每个人的责任感乃是政治上健全的德国的先决条件。”阿登纳在战后不久即积极参加政党活动，为重建民主制度和民主信念，自觉地作出了努力。
    吉田茂则相反，他不是从信念出发，而是作为时代潮流接受了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制等民主制度。吉田茂在劝说币原喜重郎担任进步党总裁时说：“今后不再是官僚政治。你曾奉圣命当过总理大臣，但今后一定会由大选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的总裁担任总理大臣，所以请你现在就加入进步党。”
    可见吉田茂的民主论与阿登纳的不同，他只局限在选出领导者的程序这一制度方面，其基础是对英国议会政治的理解。不过至少在当时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中，吉田茂可以称得上最了解民主政治了。
    对舆论的怀疑阿登纳和吉田茂都坚持拒绝激进民主即直接民主的立场，对舆论采取了怀疑的态度。1950年初，阿登纳无视舆论，强制推行重整军备的政策。在野党主张解散议会，直接征询国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阿登纳反驳说：“个别问题尤其是有关外交问题的是非，不应由国民直接判断。”他以违反西德宪法中根本思想的代议制民主为理由，拒绝就重整军备问题实行公民投票。
    吉田茂对舆论的态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以明治建国者的绝对主义政治指导为典范。不过，阿登纳和吉田茂对舆论采取怀疑态度是有其共同背景的。那就是对战前法西斯主义的体验和来自这种体验的对本国国民性的严格评价。
    阿登纳从身受纳粹的残酷迫害中体会到，纳粹是在取得民众的支持下上台执政的，纳粹所造成的惨局不单是领导者有责任，德国人民没有防止他们上台才是真正的原因。他对德国人缺乏自由主义倾向和容易走上极端的可能性，感到悲观失望。他认为，这种民意直接反映到政治上就会意味着产生民主的自我毁灭作用。阿登纳的基本信条之一是要把舆论对政治的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吉田茂认为，战前和战时的日本历史是政治家们在主张对外采取强硬政策的舆论的引导下，或是在为少数军人的宣传所愚弄的舆论的支持下，进入了同英美开战的过程。他严厉批判日本的国民性，说它表现为领导者和民众都缺乏自主性。
    对本国人采取怀疑的态度，对舆论进行否定的评价，这对阿登纳和吉田茂来说是相同的。他们的贵族主义或权威主义式的民主最后得到了国民的支持和同意，但是他们的政治也合理化了。这种政治的基础是不为一时舆论动向所动摇的信念。
    驾驭民主制度中的保守机能阿登纳和吉田茂都不愿通过旧的权威主义政治制度来为他们的权威主义政治指导奠定基础，而是坚持在承认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实现这种政治指导。在战后民主化中，当然不可能恢复旧的权威主义，不管其愿意与否，任何领导者都不能不以民主制度为前提。这对自由主义者吉田茂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称赞明治时代的政治领导，把它理解为引进民主制度的时代潮流。战后，他亲自就任不感兴趣的政党总裁，适应了时代潮流。后来他又逐渐懂得民主的正统性不仅在于它是反共主义的最大武器，而且也是对最稳定的保守统治的保证。
    民主制度可以为保守统治阶层创造条件，使它能够依靠多数不关心政治的人的支持，去同少数强烈关心政治而以非投票方式进行政治行动的人相对抗。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地通过投票支持下的正统性，提供了压制群众运动的保守逻辑。这正是厌恶舆论支配的阿登纳和吉田茂所需要的。他们可以据此指责群众运动不民主，这种指责远比权威主义的压抑更为有效。
    阿登纳通过对纳粹“民主运动”的一个侧面的体验，把这种手法表现为代议制民主。吉田茂则在用民主制度进行统治的过程中吸取教训，体会到战后的民主体制远比明治国家的权威主义更能保证稳定的保守统治。阿登纳通过选举宣扬和助长了纳粹时代遗传下来的反共主义和恐苏心理。吉田茂也知道，民众中间传统的对共产党的恐惧，对天皇的崇拜，以及对国旗和国歌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支持保守党的基础，他也毫不犹豫地用此来争取多数人的支持。
    阿登纳和吉田茂都有权威主义倾向，但是他们维护民主制度。并且一边争取民众的支持，一边又进行压制。所不同的是吉田茂没有明确通过代议制民主使其领导理论合理化，而且还经常发表赞美明治国家权威主义的言论，而招来人们对他的不信任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