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历史的解释
    什么是军国主义阿登纳和吉田茂早就确信法西斯主义必将导致祖国的破灭，所以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两人的批判依据却有明显的不同，由此而产生了批判方向上的严重差异。
    阿登纳对纳粹的批判是以文明论为前提的，他认为，政治斗争是世界观的对立。他重视信念或思想意识在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这正是他的主张中贯穿着伦理主义的原因。与此相反，吉田茂的思想中并不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他以阴谋主义去解释历史，去理解法西斯主义。他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原动力是“权力欲”和“政治野心”。近卫文磨在战败前夕提出的《奏章》，实际上是由吉田茂协助起草的，其中典型地反映了吉田茂的这种思想，而且在战后他的想法也基本上没有改变。他之所以批判军部，是由于军部“为图谋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想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他总想从政敌的政治活动背后，嗅出以意识形态名义实现自己权力欲的动机。
    以上的理解和解释不只限于阿登纳和吉田茂对军国主义的不同理解，也决定了他们在对战后国内国际政治以及总的政治理解方面所产生的差异。
    对侵略的认识对于法西斯主义，吉田茂所批判的只是打了败仗的责任，更准确地说是对于同强国打了一场只会战败的战争的责任。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没有提到军部在国内进行压制的一面，更看不出吉田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国所产生的罪恶有所反省。这一点与阿登纳形成鲜明的对比。
    阿登纳在回顾战败后不久的情况时写道：“我问自己，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最初受到欢呼叫好，后来，由于它那极端卑鄙和丑恶的行径，为很多德国人害怕，也遭到他们的藐视和咒骂，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帝国在德国人民中有存在的可能？”“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作为一个德国人，我感到耻辱，内心深深感到耻辱。”
    五、反共主义和对苏战略
    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在反共主义和对苏战略方面，阿登纳和吉田茂也有明显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首先，他们都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为同样的现象，致使他们都认为以防止法西斯主义复活为目的的战后改革同时具有反共政策的意义。阿登纳积极支持战后的经济民主化，是因为他把这一措施评价为反社会主义、反共政策的一个侧面。吉田茂之接受改变传统社会秩序的战后改革，也是因为他认为这具有反共政策的意义。
    阿登纳和吉田茂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同一物，所以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不同理解也就直接反映到对共产主义的不同理解方面。阿登纳的反共主义有明确的论据，而吉田茂在这方面并不明确。阿登纳认为，共产主义意味着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挑战。他把纳粹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吉田茂经常把共产主义者描绘成单纯的扰乱秩序者，是“不逞之徒”。他对“思想和信条”的内容并不感兴趣，而有浓厚的“管理者思维方式”。他缺少明显区分共产主义者与其他政治反对派的观点，（这是战前传统的反共主义）给一切反对派都贴上“赤色”的标签。
    不过，吉田茂的反共主义思想基础的这种脆弱性实际上也有把他从狂热的反共斗士中挽救出来的一面，他虽然缺乏阿登纳的那种反共主义“迫力”，但也避免了阿登纳的“僵硬性”，这一点使他能够在对待苏联问题上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
    强硬政策与绥靖政策阿登纳和吉田茂的对苏观反映了两人的反共产主义的特点。在他们看来，苏联与法西斯主义国家属于同一范畴的极权主义国家。
    他们都从本国的“极权主义”经验去解释苏联的行动。在西德和日本的重整军备的问题上，阿登纳力排苏联会因此而感到西方军事威胁的主张，吉田茂则断定扩充军备会过多地刺激苏联，使它陷入孤立的境地，反而危险。
    由于对苏认识的不同，阿登纳积极对待重整军备，而吉田茂迟迟不肯实行正式的重整武装。吉田茂没有能够像阿登纳那样使重整军备合法化，也没有能够在国内就防卫问题取得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