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罗马后期妇女参政意识的加强和政治才能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实践上，也体现在理论和思想水平上。当时，上层社会一些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妇女已经有了初步的政治理论思想。例如，公元前124年，科尔耐莉娅在儿子提比略·格拉古被暗杀后，写给另一个儿子盖琉斯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她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对敌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在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无害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既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那我们只有让敌人暂时存在，以免我们的国家受到损害。”（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13-14页。）又如，加图的女儿波西娅“支持她的第一任丈夫反对恺撒。她承认参与了她第二任丈夫的计划--暗杀恺撒。在她死后，西塞罗为她写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悼词”。冒着生命危险这样做的目的，只因为她拥护共和，反对专政（注：阿利姆·M.沃德：《罗马人的历史》，第230-231页。）。
    另外，这时还出现了一些女性政治策略家。她们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深谋远虑，判断力强，得以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例如，“克劳狄娅（Clodia）可以算是第一位确定的政治策略家。流言围绕她一生。她被认为应对（其夫）麦特鲁斯之死负责。……有人说她与她哥哥乱伦，有人说她试图破坏西塞罗的婚姻，为的是想嫁给他。最重要的是，她是起诉盖琉斯·罗福斯的幕后主使者，这是在公元前56年”。在这次事件中，“有人认为她是幕后主使，有人认为她不过是起次要的作用，也有人说她根本与这件事无关。我认为前者可信”。指控总共包括5个事件，克劳狄娅只参与了两次。她颇有心计，使整个案件的胜负悬于她一个人身上。“克劳狄娅是这个案子的最中心的人物”（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9-73页。）。
    恺撒的情妇苏维利娅（Servilia）被认为是“罗马共和晚期最伟大的政治策略家。……她在恺撒的有生之年甚至他死后一直施加重要的政治影响”。恺撒在世时，苏维利娅同时作为恺撒和西塞罗的“红粉知己”，“在两人的一系列谈判中充当调停人”。“恺撒死后，苏维利娅更加受人注目”。她利用情夫为自己谋取政治地位，并在前夫死后，将儿子布鲁特斯托付给自己的兄弟抚养，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在一次高层会议讨论她儿子掌管的一件事情时，她曾当众斥责西塞罗对此事的漫不经心：“我不得不指出，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事。一面对她的突然挑衅，西塞罗忍住了。苏维利娅宣称，她将静候这样的蔑视行为从元老院的法令中消除殆尽”。她的咄咄逼人的政治行为可以说是后来“皇室家庭妇女的先兆”（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73-76页。）。
    还有的女政治家颇有交际手腕，在各种政治势力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作为恺撒的女儿和庞培的妻子，优里亚在世时调和了父亲和丈夫的矛盾。“她用自己那优良的性格和对于父亲与丈夫之间的爱和缓了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摩擦”。而她死后，“现在她那有利的影响已经不复存在了”（注：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9页。）。恺撒和庞培最后终于分道扬镳。尽管这种分裂是无法避免的，但直到优里亚去世才发生，说明她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安东尼的最后一位妻子屋大维娅（Octavia）也是这样一位女性。公元前37年，后三头都遭遇到了各自的地方危机，屋大维娅这时展现出了自己的才能。她赢得了屋大维的朋友麦西鲁斯和阿格利帕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屋大维娅说服屋大维。她干预的结果是他林敦和约的签订和三头同盟延长5年。为了有更完善的措施，她还安排将屋大维的幼女朱莉娅许配给安东尼和福尔维娅的大儿子安东鲁斯·安提鲁斯为妻。安提鲁斯年纪已大，不可能活到正式婚礼的举行，这场政治婚姻只不过是缓和矛盾的手段。屋大维娅所展现的外交才能，丝毫不让于须眉（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9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