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都值得研究，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尤其值得探讨，因为它不但构成了当前乡村所有问题的直接背景，而且也为解读以往的乡村提供必不可缺的经验基础。在研究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时，我认为黄树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保存在历史文献上的“乡村”当然需要研究，但不研究它它也不会丧失，而实际生活中的乡村再不去调查和“参与观察”就有可能失之交臂。为了给一个世纪的苦难、变迁、革命、运动、战争留下真实的文本、留下草民百姓普通大众对历史变迁的切身感受和直接观感，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必须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结伴走向“田野”。应该说，就某些历史事件的田野发掘来说，即使现在下去也为时已晚。黄宗智曾指出：在研究中国革命时，要想获得关于中国革命的新知识，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们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革命运动、革命者最初接触到乡村社会时的真实状况的资料。在他看来，现在还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来获得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但他强调， 现在能够提供这种加快的人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黄氏这里所指，可能是“土改”、“翻身斗地主”时的情形，领导、运动“土改”的人现在至少是70岁，对这一乡村变动的田野调查，当然带有抢救历史的性质。对此后影响传统乡村解体的“合作化”、“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等运动和事件的发掘，看来也应抓紧进行。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离不开来自“田野”的信息，--无视这种信息的研究不能不提供虚假的内容。研究这段历史固然离不开已经准备好的“历史资料”和其他文献、报章、决议、报告和档案等。但这些官方资料只能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个编年框架，而这个编年框架的真实内容看来只能来自上述资料与微观层面上的信息之间的比较参证。谁如果研究“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仅仅依靠当时的报纸和文件而不顾那场灾难的主要承担者乡民的感受，由此产生的历史知识的可信度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应该看到，各类学者、包括文学家对乡土信息资源的争夺眼下正愈演愈烈，历史学家在这场争夺战中早就显得十分被动。在阐释20世纪的乡村方面，又是文学家们走在前面，张炜的《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真实的现代乡村图景。许多为史学家所无法触及的基本史实都躲避在这些小说或其他“虚构”的故事里。“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真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那些企图将史学还原为文学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这种调侃，（注：〔美〕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参见该书“代中文版序”。 ）验之于当前中国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和纪实报告，不能说毫无根据。历史学家把大批读者让渡给文学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未能及时地走向“田野”。在走向“田野”方面，历史学界应该说也正承受着来自人类学界、社会学界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在前面列举了一些近年所能见到的研究乡村的书目，应该承认，其中那些最精彩的著作可以说都是社会人类学家的作品或跨学科的作品，历史学家依然耕耘在“过去的田野”上。面对兄弟学科越来越深刻的挑战，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些专攻近现代史的历史学家，难道还能心安理得地把自己锁闭在书房和资料室里，而白白放弃直接感受当代历史、亲身收藏残存在“田野”中的历史的机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