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赖于对史学传统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如何估价和对待旧史学与新史学的传统成为史学理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旧史学对新史学的影响切入，揭示新史学对旧史学的突破及发展进程中的误区，略陈在新时期对待史学传统的心态问题，以求有补于史学的更新。
    一、旧史学传统的优劣并存
    旧史学是相对于近代梁启超等人所倡导和实践的新史学而言的。它恪守着近
    代以前的治史方法和价值观念，散发着与新史学完全不同的学术气息，故一般也称传统史学。不过对“传统史学”的界定，学术界曾出现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是相对于改革开放而言的，而所要改革开放的内容恰是以往的与现实相联着的东西，因此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前的史学，均属传统史学，而尤指当代史学。对此，有论者提出异议，认为该观点混淆了几种不同性质史学的区别，传统史学当特指封建史学[（1）]。后说在学术界较流行，本文从之。
    旧史学历经千百年的承袭和变更，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沉积，积习成一些连绵不断的传统家风。不过，一般论者以为似乎只有积极的东西才是传统，而消极的史学文化却被摒弃于传统之外。传统既然是前人开启、后人承接的连续遗产，而这种遗产又受时代和史学家主观的限制，就不可避免地掺有消极成份，仅持一端，似有偏颇之嫌。
    史学传统是史学遗产中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史学传统的相对性即历史阶段性。具体地说，某一时期的史学成就的形成奠基于前一时期的积累，同时又成为其下一阶段发展的基础。唯其如此，在某个时期被继承的东西，在另一阶段也许会遭受抛弃；相反，在某个阶段遭到抛弃的东西，在另一时期却很可能被继承下来。史学传统的复杂性还表现为不同性质的史学具有各异的传统，同一性质的不同流派也有自己的家风。
    概言之，中国史学有许多优良传统，尤其突出的是史学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对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重大责任感。孔子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系为“补敝起废”[（2）]。司马谈临终告诫子迁：“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3）]晓以需持不隐恶、不虚美的直笔态度。春秋之时就有董狐故事，司马迁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4）]。史学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就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和史评15类。体例有通史、断代史、撰述、记注、史评、史钞、注释、目录、类书等，还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纲目、典志和学案等体裁。
    但是过强政治性的传统给史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古代史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垂鉴”和“资治”史观发达，封建皇帝高度重视史学，史官制度发达和官修史书兴盛[（5）]。过强的政治色彩限制了史学范围，把史学过分限于政治领域，无怪乎近人讥《二十四史》为“廿四姓之家谱”、“蜡人院”、“相斫书”；借古讽今，埋下了史学影射化的种子；箝制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导致史书隐微现象不断发生，“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曲笔获罪”，“欲求实录，不亦难乎！”[（6）]刘知几发此感慨看来绝非无病呻吟。
    换言之，中国传统史学是长短相随、优劣并存的混合体。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求信”与“致用”、经与史（史与论）间关系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史学的发展。“求信”与“致用”是中国史学悠久特征，所有史著或为“求信”，或为“致用”，或兼而有之。《春秋》既“求信”又“致用”。它按时间顺序属辞比事。“春秋笔法”非常注重遣词用字，但除去“属辞”中的感情色彩外，其所比之事仍为确凿可信的，可谓“求信”。但孔子作《春秋》要达到“贼臣逆子惧”的目的，凝聚着其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考，贯彻着其宏大的政治抱负，然而失意之人只有俟后世君子发其微言大义了，显然包含着功利主义成份，可谓“致用”。后来历代正史写出一方面为借鉴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表明本朝承袭前朝统治的合理性。以《通鉴》为代表的编年史也抱有类似的宗旨。不过，汉书和乾嘉之学讲“求信”却很典型。史学史上，确有像《史记》、《资治通鉴》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求信”与“致用”结合得较好的著作。但通常情况下，“求信”与“致用”难以统一。科学历史学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求信”与“致用”的二位一体，否则史学的方向就会出现偏差。
    经史关系问题亦为中国史学中的突出问题。中国古代经学和史学是对立统一的。
    经学与史学关系相当密切。先秦经史是二而一的，先秦本无经名，《春秋》为编年体史书，《诗》《书》《礼》《易》同诸子作品一样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封建统治阶级在史书中贯彻儒家思想。司马迁著《史记》，崇尚黄老思想，杨雄讥之“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7）]，班固则加以发挥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8）]。《汉书》充斥了浓厚的正统思想，“饰主阙而抑忠臣”、“贵取荣而贱取节”[（9）]，宣扬阴阳灾异说。北宋石介《唐鉴》、孙甫《唐史新论》、邵雍《皇极经世》和范祖禹《唐鉴》均提倡尊王攘夷、强干弱枝和伦理纲常。南宋兴盛起来的理学，使史学注重褒贬义例和正统纂逆理论的阐发，朱熹创“纲目体”极力宣扬正统观念和纲常名教思想。
    经学和史学基本分流。以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为标志，经学和史学分途。然而，史学在两汉处于经学的附属地位，故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均无史部，班固《汉书·艺文志》则将史书附于《六艺略》“春秋家”之后。至魏晋南北朝，随着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荀勖《中经新簿》始以史书单为丙部。许多历史著作没有像统治阶级所希望的那样贯彻经典意图。魏征著录的《隋书·经籍志》，主张史学不应局限于儒学，而应兼通众意：“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 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10）]郑樵认为“学者皆操究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问”[（11）]，以《通志》标榜“实学”。从刘恕到王世负、胡应麟、顾炎武和章学诚所完成的“六经皆史”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史分离现象。
    旧史学的以上传统对新史学产生或多或少的正面的或反面的影响，在新史学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