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生活于风云变幻的秦汉之际，亲身经历过亡秦灭项、诛吕保刘等重大历史事变。他曾跟随高祖平定天下，汉兴，两次出使南越，使尉伦臣服汉朝。高祖去世后，他使陈平、周勃合力，并为他们出谋划策，平定了吕氏叛乱，保住了刘姓江山。陆贾与当时的其他草莽大臣不同，他文化素养很高、学识渊博，常常称说《诗》《书》，著有《新语》和《楚汉春秋》，为汉初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陆贾非常重视历史文化，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意识，但迄今为止，还无人对此进行过系统阐明与分析，这无疑是陆贾研究甚至文化史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一
    陆贾传世的文字主要有《新语》十二篇和《楚汉春秋》佚文五十条（据王利器《新语校注》附录二《〈楚汉春秋〉佚文》，中华书局，1986年），从中我们足可洞悉陆贾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意识。
    陆贾对历史的深切关注是其历史意识的第一个重要体现。他著作《新语》的目的和出发点，就是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利汉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对于这段话，人们一直注意的是逆取顺守的政治论点，而忽略了下面接着提出的历史论据或历史经验教训的支持，以及由此而导出的最高统治者汉高祖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很明显，研究历史、总结历史上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是《新语》的宗旨。《新语》的著述的确是以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从该书涉及的历史人物看，据笔者统计，具名姓号者就有80人，围绕这些人物而展开的历史事件的文字量又相当大。此书的体例与先集诸子之书大体相类，重视历史、以史论政、托古言今的特色也相当明显，同时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秦亡楚败汉兴的历史大变动，这使他不但对历史的认识在许多地方较诸子深刻而新颖，单就其涉及的史事时限看，上可至观天察地定人道的先圣，下延至尚刑而亡的秦二世（《新语·道基》，下引《新语》只注篇名），时限的拉长容纳了更多的历史内容，增大了探索并抽象历史规律的可能性。总之，《新语》虽然沿袭了先秦诸子的著述形式，但历史知识非常丰富，历史视野更为广阔，其深切关注历史的特点是极为显著的。这一特点也早为前人所注意。
    陆贾时时称说《诗》《书》、并在《新语》中多次提到“五经”，他肯定吸收了儒家典籍中的历史知识；“陆贾之学盖出于荀子”（王利器《新语校注·前言》）的观点颇有说服力；“（陆）贾兼通《三传》”（刘师培《左集·左氏学行于西汉考》）之说也很有道理；陆贾亲历秦汉之际的历史事变，耳闻亲见的事定然不少，有些被引用在了《新语》中，有些则写进了《楚汉春秋》。可以说，其历史知识既有源于书本的，也有源于亲身经历和口头传说的。
    陆贾不但深切地关注历史、通晓历史、探索研究历史，而且还亲自撰写历史，《楚汉春秋》就是他撰写的一部史书。《汉书，司马迁传》云：“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艺文志》进一步指明：“《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并将它与百三十篇的《太史公》并列。《文心雕龙·史传》云：“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解《史记集解序》中“述《楚汉春秋》”一语时，更明确指出；“汉太中大夫陆贾所撰，记项氏与高祖初起及说惠、文间事。”对照《楚汉春秋》全部佚文，其内容与司马贞所言正相符合，而且全部佚文均为记事说明之文，未有一句议论性质的。如果《楚汉春秋》是一部议论之书，哪怕如诸子之类的书，不流传下来一句非记事说明之语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楚汉春秋》是陆贾撰述的他那个时代的现当代史。《楚汉春秋》的许多内容当被司马迁采入了《史记》，史载：“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汉书·司马迁传》）一个“述”，一个“接”，透露出史公对《楚汉春秋》的继承、采用与接续。因此，秦亡楚败汉兴的这段历史得以传世，陆贾之功当不可灭。《楚汉春秋》的成书肯定晚于《新语》，因为《新语》著于高祖在世之时，而此书则记事达于汉文帝之时。这说明陆贾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也在日益自觉。
    对于历史的价值及其实现，陆贾也有自己的认识。事实上，在陆贾对答高祖的那段话中，就已蕴含着历史对现实有重要作用的思想。他还认识到历史“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至德》），《春秋》就是一部具有“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本行》）的历史价值的书。这种鉴戒史观在先秦时已相当流行。但陆贾在此问题上的独特认识或认识的深化在于他对今古位置的摆放。他强调重古不能忘今，今比古更重要，“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术事》），这正是对荀子“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于·性恶》）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基于此，他批评那种“以为自古传之者为重，而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近，甘于所闻”（《术事》）的崇古态度和做法，认识到是“今”使“古”的价值得以实现与发挥。陆贾注重历史但并非沉古不化，所以说陆贾不但继承并发展了先秦人的鉴戒史观，而且比后世迂腐者一切向古人看齐、舍今取古、仿古摹古的态度与做法也要高明，这也正体现了汉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重现实、讲实用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
    那么，历史价值怎样实现呢？陆贾最关键的回答是：从历史中找出古今相同、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现实的行为。陆贾说：“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术事》）这首先不是历史不变论，因为陆贾在《新语》中多处表达了历史变化的观点，如在《道基》篇中讲历史由先圣到后圣的变化等等。陆贾认为古今有相同的、不变的东西，变化的历史中有不变者。比如《春秋》一书中就蕴含着这种东西：“《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术事》）它不只在春秋时有效，而且同样适用于今之为政者，陆贾将这种东西称为“道”。正因为“道”之古今相同，所以陆贾的结论是“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术事》），“道”距今世久远与否无关，关键是这个“道”必须“至要”（即根本）而“有成”（即历史实践证明有效），所以《春秋》虽未言及五帝三王，但同样蕴含着与五帝三王以及今天一样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