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全国中央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胡华教授溘然逝世之际，我写了一篇《回忆与怀念》（登于《中国人民大学》校刊1988年1月5日），表达我对挚友的哀思。过后，我当即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积极建议，反复说明应该出版一本《胡华文集》，这是对这位终生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的最好纪念。1988年8月，当《胡华文集》出版时， 编辑组的同志在“编后记”中还特别对我的关心首先表示感谢。今年的12月14日是胡华教授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次拜读他的文集和其他论著并结合我与他的交往所得，特撰本文，专述他治史的三个鲜明特点。
    一、刻意求索真实史料
    史料是历史进程的客观材料，是历史研究的依据和基础。缺少充足的真实史料就难以对历史作出全面的评价，更无法进而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胡华同志早在革命战争的动荡环境中就很注意搜集史料，充实教学。自1948年起他给吴玉章当学术助手18年，从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那里了解到并且笔录了大量珍贵史料。1949年进北京城后，他又从书刊中搜集到约50万字原始文献，包括决议、宣言、史实等。于1950年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当时这是一本很受欢迎、很有影响的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同志在1996年应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兼职教授时还讲到：50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当学生，学习中国革命史主要就是靠胡华的这本书。
    胡华在教学中有经常运用较多生动史料这个优点。但在当时非常强调教学的政治思想性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优点竟遭到批判，被指责为“热衷于讲奇闻轶事”。他虽然被迫作了检讨，但注重搜集史料这个习惯和特点一直保留不变。“文化大革命”中，他尽管屡被批斗，依然坚持购买、收集各种出版物。“文化大革命”后，他侧重于走访很多老同志，深入了解内情，尽力抢救史料。他曾对我说过，他从王首道、何长工、肖华等老前辈处得知很多书本中从来没有披露过而且不可能公诸于世的真情实况。他还抓紧时间，利用学术会议机遇向老同志探询有关事情的真相。1981年他和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起开会时，就直接问孙老关于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王明依据不准确的“小报告”，制造所谓“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案件的情况。孙老以亲身经历向他细述经过。这使他对王明这个野心家的真面目和王明路线的危害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使他在课堂上讲解这个问题时有了充分的史实根据。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科学社会主义》卷开始编撰时，胡华同志和我同时被聘为编委会编委，并且分别担任第七和第八编写组的主编。当时阎明复同志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有几次曾同全体编委一起开会共同商讨全书框架和条目等问题。胡华总是在会下饭后时常询问阎明复有关赫鲁晓夫几次访华同毛主席会谈的情况（阎曾任翻译）。从1983年起我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时常与胡华一起开会（他从1981年起就是评议组成员）。他在开会期间曾借住会之便偕我就近同往拜访过住在万寿路一带的莫文骅将军和叶蠖生同志。莫文骅是广西南宁人，早年参加过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曾任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政委、广西军区副政委、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装甲兵政委等。60年代中期他主管政治学院时曾约请我到该院讲过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叶蠖生同志是老一辈中共党史专家，早在延安时期就写过《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建国初期又出版《现代中国革命史话》（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此书曾由他岳父叶圣陶审改过）。50年代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组组长，是副部级干部，长期负责对外国共产党干部讲解中共的历史经验。80年代我主编《国际共运》杂志时得到他的很多指导与帮助。胡华还介绍我认识王光美同志，便于我从她处了解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对刘少奇的影响以及他对这一经典名著的评价。
    在我的记事小本中，还有一条记载：“1977年9月25 日上午与胡华一起拜访黎锦熙。”黎是著名语言学家，与毛泽东主席是同乡（湖南湘潭人），比毛泽东大三岁，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后来又与毛泽东在北京一起工作，交往颇多。1913年毛泽东考进长沙第四师范学校时，黎已是这里的历史教员。黎于1914年参与创办“宏文图书编辑社”，编写中小学教材，提倡白话文，反对学生从小“读经”，对毛泽东有过影响。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呆了半年多，黎这一年也北上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后来长期在北京多所大学教书。我从报上得知黎老还健在并安居北京之后，就多方打听他的住处，并约胡华教授一起去拜访。那时黎老已经87岁高龄，住在朝阳门内南小街46号的平房里，有病卧床，主要由他女儿黎渝和女婿张天佑（当时在第二光学仪器厂工作）照顾。他跟我们谈到的一些情况，胡华当场叮嘱我简记如下：毛泽东是在1918年8月19日下午与罗学瓒一起第一次到北京， 先住三眼井，后来迁到北长街99号，住在后殿正屋， 他曾去看望过。 毛泽东于1919年春回到湖南后，积极开展反对督军张敬尧的斗争；7月14 日创办《湘江评论》，初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析国内外大事。该刊前4 期都曾经寄给他，其中载有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等宏文。第5 期校样也寄给黎老，可惜这一期印出后放在文化书社尚未发行，就被张敬尧部下抄走。黎老长期保存的这份第5期清样， 在全国解放后曾经上交中央宣传部，不幸被丢失！黎老从1903年13岁起坚持写日记不断，又时常翻阅，所以许多往事他记忆犹新。我们拜访他之后不到一年，他就仙逝了！
    胡华还从原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等人处了解到：1938年康生写文章说张慕陶是托匪，西安事变时正是由张煽动杀了主张和平解决的王以哲将军，这完全不是事实；张慕陶确被中共开除过党籍，但是并非托派，杀王以哲的不是他，而是东北军少壮派。
    胡华求索史料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求真、求信，力求做到所写的历史真实、可信。即便有些史料一时不能公布，也能使自己心中有数，不会说过头话。尤其是由于党史的教学与研究长期受个人崇拜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有好多史实被搞乱了，或者被歪曲了，这就更需要从实际出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胡华如果能够多活十几年，把他悉心搜集到的诸多史料都加以应用，一定会写成多篇文章、多本论著，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文化遗产。他的逝世实在是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和无可挽回的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