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注重坚持正确史观
    胡华治史不仅刻意求索真实史料，而且注重贯彻正确史观。从1938年，他从浙东到陕北公学校后，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一直坚信不疑，后来在工作中又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认真攻读中央规定的十二本干部必读的马克思经典著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他在延安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又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中坚持党史教学，并且参加过基层政权建设、土地改革运动和工人运动。所以他还学会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我国实际，用以指导实践，尤其是用以指导中共党史的研究。他从自己长期的深入研究中深切体会到：“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理论上达到成熟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情况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毛泽东思想，这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武器。毛泽东善于总结全党集体奋斗的智慧，善于集中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理论见解，确有很大的理论贡献。”〔1 〕他列举了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道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等，说明“毛泽东这些创造很重要”，并强调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一些错误，就要抛弃、否定毛泽东思想，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对毛泽东的思想，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我们要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2〕
    在总结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时，他认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不是哪一个人所能逆转的。”〔3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它将是不可能成功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更要从自己的国情和民族特点出发，提出自己的建设道路和步骤。”我国提出改革、开放和搞活，反对僵化，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扩大自主权、“一国两制”等等，“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创造”。〔4〕我以为他在1987 年以前写的这些心得体会都是很正确、很有见地的。
    他不仅坚持研究党史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且强调研究党史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帮助我们下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任务是光荣的”。〔5〕
    他在教学和科研中，除了对党的历史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进行分析外，还时常以众多革命先烈坚贞不屈、艰苦奋斗的可歌可泣的生动事例来说明要把革命真理和社会理想付诸实践、变成现实，是需要众多先锋战士为之流汗流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他晚年负责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更是着意通过众多活生生的人物、有血有肉的场面，来阐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杰出人物推进历史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
    胡华治史既在宏观方面坚持以论带史，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又在微观方面做到论从史出，即从具体的历史进程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既反对以论代史，用抽象的历史观的原理、原则硬套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或者用片断史料为例牵强附会地去论某些原理原则；又反对以史代论，只是客观地描述、铺叙历史进程，推砌繁琐的史料，而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分析，没有深入探究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他在教学与研究中，大的方面总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文献为依据，小的方面又敢于按照论从史出的原则提出自己的独立、独到的见解。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遵义会议以前的15年，我们党曾经犯过一次右倾路线错误、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在遵义会议以后的15年，在毛泽东等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没有犯过全局性的路线错误，但是也发生过局部性的错误，即1938年王明在武汉的短时间的右倾错误。这些看法在党史上已成定论。1979年胡华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引下，从他所掌握的实际材料出发，敢于提出：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后发生过的局部性的错误中，“也产生了两次较大的‘左’倾错误，一次是1943年7 月至1944年间，发生在延安和许多根据地内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审干、反特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一次是1947年解放区土改复查中，对基层干部实行所谓‘搬石头’、‘查三代’的残酷斗争，及对地、富分子乱打乱杀的‘左’倾错误。这两次‘左’倾错误，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后来中央文革的某顾问（指康生）。〔6〕这是颇有胆识的新见解。
    有破有立，是非分明，要贯彻正确史观，就要批判各种错误史观，胡华在长期的教研中，坚持不解地批驳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的和右的以及公然反共、反华的各种错误思潮。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胡华的研究视野扩展到海外，他强调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强对海外研究中共党史动向的分析研究”，既要重视进口和翻译外文书刊，阅读海外党史著作，重视吸收其有用成果，又要注意分析其动向和倾向，批判其错误观点。他自己就以身作则，深入批判了前苏联、美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中共党史论著中的六种谬论：“权力斗争论”、“中共是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政党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条路线斗争论”、“中国革命胜利是外援起决定作用论”、“中国共产党变质论”、“国民党领导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论”。他对这些谬论的批驳，都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简单扣帽子。只有驳倒了错谬史观，才能使正确史观得以牢固树立。
    胡华还善于从比较研究中来确立正确史观。中共深受苏共的影响，尤其是1938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此书被共产国际确定为“科学的百科全书，它包括马列主义科学的基本知识”，被毛泽东评定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作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和共产主义运动百年总结的这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长达18年时间之内对广大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有重大深远影响。尤其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可以说几乎人人都细读过此书。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此书存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其他错误之后，苏联从1959年至1977年又陆续出版了五种《苏联共产党历史》新版本。胡华深知我从1950年起长期教苏共党史，1972年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后又同他一起住在城内大院，所以他曾多次找我细谈中苏两党党史的比较，还托我代买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新译本。他是力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端正史观，提高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胡华还很重视学习新的理论知识，拓展理论视野。1985年他得知我在主编一本《新兴科学百科知识》，曾专程登门拜访，要我向他介绍旧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及其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其实我自己也是一知半解，但他这种敏于探求新理论的精神却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