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努力恪守崇高史德
    胡华作为一个有卓越成就、赢得众人敬仰的历史学家，他的可贵之处，不仅是掌握丰富的学识和正确的史观，而且是因为他始终恪守着崇高的史德。
    胡华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时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史学工作者要有史德，要公正，要正直，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7〕讲真话，不讲假话，看来容易，但是当歪风劲吹、 邪气弥漫之时，不少人就站不稳脚跟，随风而倒。有的人是为了明哲保身，使自己能够安然无恙；有的人进而迎风而上，谋求个人名位利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着想，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甚至勇于牺牲自己的人，才可能在关键时刻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绝对不昧着良心讲假话。正如李新同志在《胡华文集》序言中所说：“胡华同志在50年代后期就开始受到冲击，不过还不很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胡华同志遭受到有如雷霆万钧一般的压力。但他表现很好，他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在任何压力面前也不屈服，决不乱说一句话，决不嫁祸于旁人。”“我深深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它既考验了每个党员的党性，也考验了每个人的人性。像胡华同志这样经得住考验的党员实在太少了！”这段话蕴含着十分丰富而又令人辛酸的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盛行期间，像胡华这样被指斥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黑帮”，只许做两件事：一是接受革命群众批斗，写自我批判材料；二是揭发其他“牛鬼蛇神”。尽管被抄家、被低头弯腰、做“喷气式”，被打耳光、揪头发，被挂黑牌子、游街示众，他就是死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决不胡乱自我批判，上纲上线。被逼得没有办法时，他只是说：“群众组织说我是黑帮，我相信党组织最终会做出公正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胡华与我都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批斗，并在“牛棚”中劳动。我们都坚信自己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并在患难中结为莫逆之交，坦诚交心，互相信任。当时到处宣传“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曾在1930年就对林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思想进行过批评，怎么能说林彪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呢？胡华一针见血地说：“林彪在上井岗山之前和后来在反第五次围剿中以及到东北解放区初期并不是都正确，现在出于政治斗争需要，难免要拔得高。”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艳史，他在延安更是听到不少。他说：“在延安时有过不许江青参与中央政治活动的决定。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她在中央居这么高的地位？！”他对康生更没有好印象，说在延安整风审干中搞“抢救运动”主要是他搞的，后来他在山东工作也很“左”，全国解放后长期不露面，从1957年起又很活跃。胡华在吴老（指吴玉章校长）身边18年，经常听吴老谈起许多老同志的活动、贡献和优点，可是从来没有听吴老谈起过康生。短短数语，可见他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比起我来，更是心中有数。因此，当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爆炸身亡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只是相对点头含笑，彼此都心领神会，已不必有更多的言语。
    回到北京，中央已经决定人民大学停办，他分到北京师范大学，我分到北京大学，我们都还住在人大城内大院里。他对周恩来最为钦佩，说周是“无与伦比的政治家”。1976年1月9日突然从广播中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我们都放声痛哭，对“四人帮”压制悼念总理、贬低总理的种种做法极为愤慨。我看到他已在着手写纪念周恩来的书稿。9 月间毛主席逝世时，我们在悲痛之余，都预感到党内上层会出现政治大地震。无怪乎10月间他得知“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之后竟拍案而起，用拳头捶着桌子说：“这口气我憋了十年啦！”1979年他得知中央已在清查康生的问题，更是兴高采烈地立即在课堂上和学术报告中批判康生的种种错误。
    总之，心中有数，保持缄默，静观事变，等待时机，决不迎合什么人，决不跟着胡乱鼓吹，这是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史德和党性的集中表现。他在讲到党史教员要有史德和党性时这样说：“理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但是要讲真话，是真理我们就宣传，有些不是真理，就不要讲。不能讲假话。要你吹捧林彪，你觉得林彪不是那么回事，你可以不吹捧，不写；叫你吹捧江青，你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你也可以不去吹捧；叫你批判朱德、贺龙、陈毅，叫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叫你反对天安门事件、追查政治谣言，你觉得不能昧着良心瞎说，至少可以保持缄默，你可以不说不写，何必昧着良心去迎合什么人呢？何必去拍人家马屁呢！我又不谋求什么高官厚禄，我们是党员，是党史教员，应该是正直的人，正直的革命者，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怕丢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蒙蔽我们对真理的认识。”〔8〕这一段发自肺腑之言，可以说正 是他的亲身经历和自我写照。
    胡华的史德和党性不仅表现在不能畅所欲言时做到心中有数，保持缄默，决不随波逐流，散播谎言，而且表现在条件许可时敢于秉笔直书，直言不讳，不调和折中，不患得患失，不怕得罪人，不怕冒风险。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凡是派”的势力还相当强大，他们阻挠“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秋后，中国人民大学刚刚恢复，他就挺身而出，著文强调：“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党史研究者必须有高度的党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要敢于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不能歪曲和篡改党史。有些问题，我们还有个认识过程，更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要解放思想，敢于冒风险、闯‘禁区’。”“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党史。”1979年秋，他又写出《研究党史，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历述党的历史上多次“左”的路线的表现，具体分析其产生的多种原因，然后得出重要的结论：“一部党史，充分证明了：‘左’倾错误和极左路线的危害是最主要、最严重，最惨烈的危害，这是铁一样的事实。”“痛定思痛，展望未来的30年，我们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求我们不要再重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而从党的历史看，主要是要警惕重犯极左路线的错误。”〔9 〕我认为这是胡华教授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的很深刻的卓见远识，也是他秉笔血书、直言不讳的史德的鲜明表现。
    80年代以来，社会上又多次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思潮，胡华多次对我表示：对右的思潮要摆事实、讲道理给予有力批判，但是在党的干部中影响最为深远、最为严重的还是“左”的思潮，不批判右的、尤其是不肃清“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搞不好的。如果他能多活几年，能听到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时所讲的：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0〕他该感到多么欣慰！因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他这位老党史学家的看法是多么相近、多么一致啊！
    总之，依我体会，刻意求索真实史料，注重贯彻正确史观，努力恪守崇高史德，这是胡华教授治史的三个鲜明特点和优点。史料、史观、史德是一个历史工作者三位一体的素质要求。如果说史德是灵魂、史观是头脑的话，那么史料则是躯体，三者组成有机整体，不可或缺。胡华同志一生不懈追求，达到这三者较为完整、较为圆满的结合。所以他不愧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