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开秦史研究之先河，并定下了秦史研究的基调。人们往往只知道有洋洋洒洒，气势恢宏的《过秦论》，却忽略了陆贾才是历史上第一位研究秦史者；只注意到了贾谊秦亡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千古著名论断，岂不知陆贾在对答高祖时和《新语》一书中就已批判了秦的不行仁义并指出历史有逆取顺守之分。陆贾对秦失天下归结为三点：一是尚刑罚而不行仁义；二是用人上的错误，如任用李斯、赵高，这两点前边均已涉及；三是生活骄奢靡丽：“秦始皇骄奢靡丽，为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无为》这三点均被贾谊吸收到《过秦论》里。贾谊是在陆贾研究的基础上，将陆贾的思想清晰化、丰富化罢了，他只不过增添了少许未作理性审判的秦取天下的描述，而秦亡于仁义不施的观点，取与守不同术的思想都直接来源于陆贾。贾谊与陆贾同为太中大夫在朝为官。贾谊亲受陆贾的教诲是很有可能的。自此之后，“‘过秦’‘剧秦’遂为两汉政论中老生常谈。严（可均）氏所录，即有贾山《至言》、晃错《贤良文学对策》，严安《上书言世务》，吾丘寿王《骠骑论功论》，刘向《谏营昌陵疏》等，不一而足。……汉之于秦，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也。’”（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全汉文》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不止在两汉政论中，在两汉思想家的其他著作中，尤其是在史著中，秦史之探究比比皆是，但其基本认识几乎都未超出陆贾和贾谊的范围和高度，因此，陆贾对秦史研究的开创之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