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史学传统抉择中的得失
    史学的更新意味着对史学传统的抉择。对史学传统是完全继承还是统统抛弃，是抛弃旧史学传统而继承新史学传统，还是恰恰相反，抑或在旧史学和新史学传统中加以整合而求得新传统与旧传统、传统与现实史学状况的互补呢？
    史学传统与文化传统是子母关系。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对待史学传统的态度。而历史上人们对待传统的偏执已提供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
    明末清初，儒学发展到王学阶段已陷入空疏，部分丧失了权威，处于一个转型期，西方传教士把基督教和科学技术带到中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把“四书”、“五经”介绍到西方，认为孔子开创的道德哲学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希望西方能从与中国正常的文化交流中获益，看到中国固有文明的缺陷-缺乏逻辑规范，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徐光启等认为宗教的精神安慰正可弥补只重现世的儒家思想的不足，既能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能接受西方宗教。
    康熙以后，由于传教士的骄横，清帝对古典文化的崇尚和对思想言论的箝制，乾嘉之学兴起。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倡导的“汉学运动”，本来是“经世致用”的，但发展到“乾嘉之学”时，出现复古倾向，走上了脱离政治的轨道。特别是到了段玉裁、王念孙阶段，知识分子钻进象牙塔，思想界呈现出一派冷落沉寂的景象，展示了单向地从传统文化寻求出路的失败结局。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命运的思索比过去更强烈，因为这时西方文化伴随着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和经济渗透而涌向中国。中国固然有顽固派通过复古来抵制西方文化，但总的趋势是对西方文化的逐步的有选择的吸收。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排斥西学中的社会制度层面。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并把后者作为主要任务。维新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成果的丧失，更使人们意识到中国文化根本上不足，因此，新文化运动兴起。
    就在国人探索传统的出路过程中，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严复早期大力宣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指责程朱之学、陆王之学和乾嘉之学的非科学性和对社会的阻碍作用，但1905年后逐渐向传统文化回归，甚至在辛亥革命后，追随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成为“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又参加鼓吹帝制复辟的“筹安会”。梁漱溟青少年时期受西方思想影响很大，可是在受聘北大印度哲学讲席后，开始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严复、梁漱溟现象表明，在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谋求文化出路，忽视传统是不可能的。
    当代史学对传统的抉择同样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当代史学一步步走入误区，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并非无人认识到其严重性。王学典在谈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时，给我们揭示得再明了不过[（15）]。60年代初，翦伯赞就发表一系列文章，针对史学界“左”的倾向，提出了历史主义原则、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反对古今类比和影射史学，反对教条主义，提倡论从史出等。在当时，其观点遭到批判。随着对“四人帮”的政治清算，翦伯赞的观点成为人们清算“左”的学术趋向的现成武器。但翦伯赞的观点也摆脱不了“左”的时代局限，“文革”刚结束不久，人们尚未认识到这种局限。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人们认清仅凭60年代初的那些历史主义观点来更新中国史学是难乎其难的。这一过程也是在更新史学对传统抉择的过程，不过所抉择的传统只是当代新史学中的一个方面而已。但毕竟显示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寻求史学出路时，忽视了对旧史学传统的考虑。同以上恰恰相反的是对旧史学传统的回归。乾嘉考据学正是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特征的。“文革”后，在反对“定论”之风和清算影射史学的同时，相当一些史家用考据学家的眼光和价值尺度来观察和评判史学。但由于当时大多数人的批评，这种用旧史学传统企图来改造史学的努力很快成为过去。中国当代史学历经挫折，现阶段发展困难重重，但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辉煌的。40多年来，建立了多层次的科研机构和史学队伍，整理出版大量文献资料，发掘出许多地下文物，创办一系列专业期刊，注意史学情报的搜集和整理，重视对史学的反思，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正如肖黎所说的那样，中国当代史学发展是“曲折的道路，辉煌的成果”[（16）]。当代史学成就完全剥夺了我们忽视中国当代史学传统的权力。
    可见，在对传统进行抉择时，必须走整合新旧史学传统的路子。具体地说，就是要处理好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至今始终没有处理好的经与史（论与史）、求信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从这两个问题中，我们可进一步抽象出另一个问题，即史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关系问题。史学的价值是一种价值体系，除了将其分为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外，我们还可进一步将应用价值分为经济价值和其它社会价值。科学的史学要求是诸种价值的合而为一，若加以割裂取其一而不顾及其余，都会给史学造成不良后果，要么走进象牙塔，要么沦为实用主义的东西。
    这种整合并非可望不可及。不过，它确实要求史学从业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较全面地估价史学，能以平和的心绪正视史学现状，能以沉着的态度剔抉史学文化，走一条艰辛而悠长之路。
    遥皆上认识很重要，它告诉人们中国史学的改革开放不是完全否定过去的成果，而是在已取得成就基础上，沿着先贤们开辟的道路-微观地分析中国史学文化-走下去，克服以往史学的消极影响，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