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史学的突破与误区
    新史学实现了对旧史学的继承和突破。
    首先，在历史观上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近代文化的最显著特色为中西冲突和交流，其最终成型必须既使得中国士大夫和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接受，又能满足西方资产阶级宣泄欲望，即具备一种认同性。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饱浸国学，传统的变易思想和公羊三世说成为他们革故鼎新的理论基础。进化的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16世纪上半叶近代历史进化观念初步形成，19世纪趋于高亢，成为联结中西文化的纽带。中国近代思辨历史哲学，在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基础上参以西方历史进化论观点而产生。它突破了传统变易观的把考察对象仅限于中国、循环论和忽视未来的局限。
    其次，在治史方法上的保留和创新。乾嘉学方法特点为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广参互证和追根穷源。新史学的史考大家受益于此，但又有所创新。王国维以地下发掘材料证文献材料真伪，从而构建了“二重证据法”理论；陈寅恪更以诗证史，开辟了以诗证史的道路。
    最后，在史著体裁上的继承与发展。纪传体一事多处出现，显得重复；编年体一事断续系于多时，有零散之嫌；本末体虽克服了以上两体缺点，但到近代，因为新史学倡导探求人群进化规律，所以本末体在整体考察历史过程方面有失之孤立的局限，章节体则克服其不足。不过，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是新史学的一部代表作，其章节体多处使用本末体以事命题、备细委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更突破了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不足，克服了以往史学的唯心主义倾向，坚持从经济生活研究入手解释社会，着重阐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注意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个人思想历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鸣锣开道，明确地统一了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提出了“古为今用”的口号。
    新史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史观学派尤为发达。旧学中的经史问题为新学中的史与论问题所取代。梁启超不满于旧史学的“四弊二病”，运用社会进化论明确阐述史学目的和任务在于探讨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其呐喊下，20世纪20年代，大批史学理论著作或翻译或著作出版，著名的有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鲁宾逊《新史学》、塞格利曼《经济史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朱谦之《历史哲学》、杨鸿烈《史地新论》、何柄松《新史通义》及《历史研究法》等。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来华讲学，宣传他们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新生机主义和东方文化主义。在这些理论启发下，朱谦之、常乃真和林同济等史观学派先后问世。新史学另一趋势是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和傅斯平等史考学派和史料学派。对这两种趋势，姜蕴刚表示不予认同，以为“考订史料也不能算尽了研究历史之能事”，而“史学仍不能把握着真正的历史，还只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看法”，考据和史观都有偏见，“要在考据和史观之上来一个有边际的玄想来获得过去的可贵的暗示”，这种“玄想”即“历史艺术论”的方法[（12）]。引人注目的是开创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关于理论和史料关系的观，李大钊《史学要论》指出，要探讨历史规律，“史家固宜努力以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13）]。历史理论和记述历史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说：“历史理论的系统若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根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历史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可以依据的材料，历史理论亦必因之而能愈有进步。”[（14）]李大钊的史学观点科学地表述了史与论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学者把史与论的关系具体化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史料间的关系。
    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反映了“求信”与“致用”、史与论关系处理方面的争议。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版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高潮，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界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清算了封建史学和其他新史学。许多史学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容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较好地处理了“求信”与“致用”和史与论间的关系。
    50年代末起，曾出现马列经典教条化的倾向，史学沿着简单化为政治服务的轨道向纵深处滑落。“文化大革命”在全盘否定已取得的史学成就的同时，全面展开政治史学，“影射史学”泛滥，歪曲历史事实，历史学的科学性遭到了惨重的破坏。史学只实用，不求信；仅求“论”不讲“史”，而所求之“论”，又只是教条化的说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界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文革”中史学的偏执，但也出现了向传统考据史学“回归”的倾向。同时，西方科学主义和社会学说像潮水般涌向中国。
    以上表明，新史学在突破旧史学的同时，并未完全摆脱旧史学的影响，在处理史与论、求信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上，重袭旧史学老路，在很长时期内和很多方面没有持适中的态度，使得新史学中再现了旧史学传统消极成份的影子，以致从史学渊源意义上发生了所谓的“史学危机”，表现出如今人们正在力图克服的一些症状。正如上文所言及的，史学传统是复杂的，新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尤其是，建国后严重地限制着史学研究的范围，史学的功能实际上奉行着实用主义观点，久而久之，积习成性，以致使史学在改革开放年代与社会不大合拍，正是今天史学更新所要克服的最直接的因素。
    诚然，当代史学走入误区同中国政治上的“左”的倾向紧密相关，史学传统偏差也表现得根深蒂固。另外，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在面临寻求民族文化新出路时，所表现出来的对待文化传统的心理定势也起到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