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吕振羽的开创性成就不只这些。他对商民族发展途径的探索、对中国古代图腾制度的研究、对回族史和藏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对海外华人史的研究等，都洋溢这样的创造精神。由此，也形成吕振羽的很有特色的中国历史发展观。如：
    --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这一事实的雏形，早在几十万年前，就由他们祖先发展的关系所确定。
    --殷代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始，是具有东方亚细亚社会特色的奴隶制，导致这一文明社会的生产力不是铁器，而是青铜器。土地国有、中央集权是其重要特点。
    --西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周朝的疆域内表现为封建制、奴隶制、原始公社制等各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形成错综复杂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在中央区域，到所谓的“宣王中兴”时，封建制确立和巩固；在齐国等殷朝的邦畿地区，春秋时才渐次完成过渡；南方的越，到春秋末期，奴隶制和封建制还并存着。
    --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缓慢的，但这种缓慢是“迟滞”，不是“停滞”，更不是循环；除了中国人口的增加和特有的地理因素外，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迁徙、历代的种族矛盾（包括外族进入中原的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封建经济满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奢糜生活等，是所以“迟滞”的重要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波澜和曲折突出；西周、两汉、唐、两宋、明等，是比较突出的大波澜；十六国和南北朝、五代和辽金时期、元朝初期、明末和清初，是几次大的逆转时期。跳跃和曲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性，波澜突出是特殊性。
    --中国在明代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外国列强入侵扼杀了它的发展，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发展，等等。
    这些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和通史基本理论中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他在史论关系、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等史学理论问题上，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三
    吕振羽诞生于1900年，1980年去世，一生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他参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做了积极的推进工作，关键时刻都起了重要作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治史经历，无疑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对于我们认识和总结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实在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吕振羽不止一次地说过笔剑并用、史学致用的问题。他认为史学必须体现时代精神。在参加社会史大论战时就提出，为了弄清现状，必须深究古代发展过来的道路，“这一问题有急切解决的必要，万不能把这一工作留到‘我们的后辈’去做”；他说，像社会史论战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既非老先生的玩弄词句的“消遣”，也非从来文人的“藏诸名山”，“而是为解决民族出路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注：《给陶希圣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食货》，1935年第1卷，第8期。）。他强调，史家不应单纯的为认识过去而认识过去，史家所从事的历史科学应是人类生活斗争的指南针，应对人类实践的路线、方向、目标起着“正确的指导的作用”（注：《谈史学--致青年同学》。《学生杂志》，1940年第20卷，第6期。）。建国后，他继续谈了很多这方面的想法。他说各时代人们活动的主流，都为着现实生活和理想未来，“生动、具体的人类历史，就是这种活动的长河”，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关注那些总结历史教训昭示现实的工作，引导人们正确总结和认识历史教训，依据客观规律办事，“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注：《坚持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正是有这样明确的史学思想，他的史学成果才起到了重要的现实作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正确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问题，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社会发展的前景，从历史的渊源上作了阐释。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也都出于建立和睦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考虑。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理论思考。
    吕振羽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科学性和党性是融为一体的。这也正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点。
    吕振羽十分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一再呼吁根据国情作准确的诠释，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真正“中国化”起来。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个问题，并在实践中贯彻之。
    例如，根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阐述，东半球的种植业出现要比西半球晚得多。吕振羽则从仰韶文化中石锄、谷粒的具体发现，论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种植。《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这一论述十分大胆，也为日后考古发掘的事实所一再证实（注：后来的考古事实证实了吕振羽的判断。不仅北方很早有种植情况出现，而且，7000年前的南方太湖地区、钱塘江南岸云绍地区，9000-10000年前的江西仙人洞、 吊环洞，都已发展了水稻栽种。1997年11月30日《文汇报》刘红梅文《世界稻作寻根》指出，在江西仙人洞、吊环洞还发现12000 年前野生稻植硅石标本。）。又如，恩格斯说过，铁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中国殷商时代铁器还不够水准，只有青铜器，可不可以判断其已导向文明社会？吕振羽认为，恩格斯说过铁器至关重要，但也说过最初的铁硬度还不及铜的高。殷商大量铜器冶炼和实际的生产力表明，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生产力，已经创造了文明社会。在中国这样的特有国度，以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可以步入文明社会。
    抗战时期，学术界开展“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吕振羽也一再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先进的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活用于中国，“通过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民族革命的现实要求来活用”。他认为“新兴社会科学运动过程”中有非“中国化”的问题。有的史家不管中国史的具体内容如何，“牵强附会地去迁就‘古代’希腊罗马或‘中世’日耳曼的公式”，“以希腊罗马或日耳曼的纪年，来概括全人类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发生和没落的纪年”（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第126～127页。）。他批评学术界有的人就宁肯相信马札亚尔、沙发诺夫、波特卡诺夫、森谷克己、早川二郎等人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结论，却“不肯信任中国自己的新史家”，但恰恰这些外国史家，“每不及中国新史家自己的结论正确”（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第127页。）。 他的《简明中国通史》撰写驱动力之一，便出自这样的感慨。
    吕振羽的努力，也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几十年来发展的轨迹。这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走得相当累，各种反省也相当深刻。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敢于争鸣、积极求异、标新立异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