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作《史记》，彪炳千古，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可是，他的一生并不顺利，遭际不偶，四十八岁时竟因李陵事被处以残暴的宫刑②，《史记》就是在这种极其屈辱的情况下励志发奋而最终完成的，他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穷且益坚，同命运抗争且取得辉煌胜利的典范。
    司马迁受刑事，其《报任少卿书》叙之较详。论者通常以为起因于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其实，当时李陵是否真正投降，大可讨论；说到“辩护”，更非绝对正确，因为司马迁意不在此。他说：“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旨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③“推言陵之功”是手段，目的在于“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从文意着眼，这两个目的亦有主次之分，前者为主，后者为副。但是，“广主上之意”并不一定要“推言陵之功”，“塞睚眦之辞”则非“推言陵之功”莫办。自然，推言就意味着辩护了。糟糕的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发生了矛盾，司马迁的满腔忠忱尚“未能尽明”，就被汉武帝指斥为“为李陵游说”，移交廷尉审讯。武帝毫不理会臣下进言本意的武断处置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其所下结论却未始全然不合逻辑，关键就在“推言陵之功”上。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耶非耶？以往的讨论者大抵泛泛谴责武帝、同情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未曾过细研究，特别是对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文化心理因素，缺乏周密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我们认为，在历史研究中，透过文献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十分重要的，不如此就无从着手。本文试图在较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当事者的历史文化心态进行剖析，就正于方家和同道。
    一 司马迁何以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呢？而今，武帝召问的原始记录、廷尉机关的诉讼案卷，早已无存，我们只能就其自述，再查证一些有关史料，据以归纳。概括起来，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首先，李陵平时注重自身修养，洁身自好，大有国士之风，甚得司马迁好感。他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这样的人决不会真正降敌。对于李陵之日常表现，《汉书·李陵传》亦称其“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正因其信义素著，和那些“全躯保妻子”的小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才赢得了司马迁的悉心推重和同情：“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酶蘖其短，仆诚私心痛之。”在司马迁看来，李陵的兵败被困陷敌，只不过是举事不当的过失，并非叛国投敌的罪恶，他不相信他的投降会是真的。然而，是陷敌还是投降，在当时是无法证明的，司马迁只不过是就常理推断，意必而已。可是，其时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已被弄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为之辩诬，大担干系。
    其次，李陵此次出征匈奴，“斩首虏万余级”④，虽因亡救而败，司马迁仍以为功不可没，“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他满怀热情地称赞道：“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毡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饮泣、更张空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将士勇毅若此，实足为汉室增光。那么，司马迁所言是否溢美呢？非也。官准的修史者班固也于《李陵传》中叙述道：天汉二年⑤九月，李陵受命出征，“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⑥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悦，拜步乐为郎。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⑦，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⑧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杀伤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侯⑨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⑩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到鞮汗山（11），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更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一半冰，期至遮虏障（12）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由上述可知，李陵等的战绩是辉煌的，假如军中没有管敢的叛变，假如边境上安排有部队接应，未必就败；即败，也不至如是之惨。然而，誓死不降的汉子李陵终究投降了，是损兵折将惧怕武帝之诛？还是真的听从军吏的意见要效法浞野侯？这在当时都是无从确知而又很值得深长思之的。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司马迁认定李陵的投降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对于“彼观其意”的“彼”，人们的解释或有异同，比如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释曰“指匈奴”，与之相配套的《古代汉语讲授纲要》则释曰“指李陵。观，示，显示给人看”。后一说，文意似顺，但是，事前事后，李陵并没有或是尚未来得及显示出假投降的意思，因为任何些微的公然流露，都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司马迁无从引以为据。况且，“彼”为远指代词，有轻视意味，司马迁之于李陵，推崇有加，似不会用以为称。如果是指李陵，按照他行文的习惯应该说成是“陵观其意”。前一说，较为符合实际，像李陵这样的死对头忽然投降，不被信任自是情理中事，比如在一年有余之后，仍有人对他放心不下，“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13）当时或许有一些胡人怀疑李陵的消息传入长安，正好与司马迁的推断吻合，所以他视为的据。至于“得其当而报于汉”，当时的政策是容许的。其实，此类事史不绝书，比如李陵出事之前一年，赵破奴就从匈奴归汉。赵破奴，《汉书》有传，称其“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十岁不确，“十”应为“四”，音近致误。据《汉书·匈奴传》载，太初元年（14），”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两万骑出朔方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浞野侯行捕首虏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15）四百里，匈奴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吏畏亡将而诛，莫相劝而归，军遂没于匈奴。”其事与李陵是颇为相类的，史家于破奴不言“降”，殆纵其生平、察其本心、笔底施仁罢了。否则，当时的军吏无从援以劝李陵。由此可知，司马迁推断李陵将伺机立功归汉，并非背情越理、惊世骇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