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罪状之一的“沮贰师”，王力主编《古代汉语》释曰：“天汉二年，武帝派李广利征匈奴，令李陵为助。李广利出兵祁连山，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北，以分散匈奴兵势。李陵被围，李广利却按兵不动。此次李广利功少，武帝就以为司马迁存心诋毁李广利。”这是不确的。第一，李陵、李广利此次出征，是各自为战，谈不上谁统帅谁。据《李陵传》记载，武帝开始是有“以李陵为助”的意思，可是后来又作罢了，“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27）。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28）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耶！吾发军多，无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欲以少击众，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况且，出征者中也不只他们两支人马，还有因杅将军公孙敖等，《汉书·匈奴传》载：“汉又使因杅将军出西河（29），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30）。”三支部队并无统属关系。第二，李广利自顾尚且不暇，并无坐视不救事。《汉书·匈奴传》载：“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十六七。”同时，三支部队各有自己的进、退军路线，相隔悬远，亦无从救援。
    此次出征，东路军“亡所得”（31），无功而还；西路军李广利失亡多，得不偿失；唯独中路军李陵所杀过当，如果单计战功，确实非常显赫。而李陵步卒五千，竟与匈奴单于接战；李大利骑兵三万，对手只是其右贤王，两相比较，将帅才能的优劣悬殊，有如霄壤。可是，李广利是武帝当时宠妃李夫人之兄，爱屋及乌，武帝对之恩宠有加。加之，二年之前，“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32），好大喜功的武帝很高兴了一阵子。其时，对于这员爱将他是舍不得申斥的（33）。司马迁有没有批评李广利的意思，而今无从揣测，但只要将李陵事实话实说，就足以触动武帝之心病了。
    同时，武帝称之“沮贰师”，还藏有更深的机心。由于穷兵黩武、连年征战，文臣武将之间，主和和主战的分歧日趋激烈，武帝以司马迁作法，足以给主和派一个下马威，为自己的战争政策张目。只要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号，就没有谁敢公然反对战争政策、追究他这个战争总策划者的责任了。加之，借此可以将矛盾下移，挑动大臣之间、文武之间的纷争，使其互相克制，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沮贰师”充其量是个诽谤大臣的罪名，罪不至死，武帝罗织此一条，其目的在于将司马迁置于比刑诛更甚的心诛的境地，皇上一言九鼎，举朝哗然，侧目而视，以之为众矢之的。一个小小的秩仅六百石的太史令（34）居然敢于诋毁开疆拓土的功臣，那还了得。司马迁下狱之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足可看出这一妙着的妙用。
    至于罪状之二的“为李陵游说”，罪名似可成立，因为只要“推言陵之功”，不管主观动机如何，都会给人一个“为之游说”的印象。但是，司马迁只是召对失旨，和主动建言有别；况且身为低级文职官员的太史令并不承担军事胜败的责任，即使所言非是，也不过是认识糊涂，武帝出人意料地予以严惩，自有复杂的心理动机。
    首先，正像李陵的最后投降是由于武帝的错误处置所造成的，李陵出征的失败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帅的任用、兵力的配备，武帝是大权独揽的，李广利的失利是因其人缺乏将才，李陵的失败是因为兵力不足，两者都反映了武帝的措置失当。李陵之最后全军覆没，主要原因是“救兵不至”，其地去塞仅百余里，只要有少许救援，就足以反败为胜，可是未尝有一兵一卒。据《李陵传》载，出征前，武帝曾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但是，“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出东西浚稽，可必禽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35）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因路博德上奏而疑心李陵“悔不欲出”，是冤枉好人；因疑心李陵“悔不欲出”就命其孤军远征，是暗藏杀机；强调自己“欲予李陵骑”而李陵拒绝“欲以少击众”是事先就为自己推脱责任，况且这本身就是撒谎。对此，李陵知而难言，其败、其降，皆由此而起。从其劝降苏武的话中完全可以体会出，他对武帝的疑忌暴虐是深有体会的。然而，武帝对于自己的过失讳莫如深，在这方面从不给人以讨论的余地，所以，不等司马迁把话说完，就断然处置，以儆效尤。其实，对于自己的举措失当武帝有时也是懊悔的，《李陵传》载：“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不过，自己懊悔可以，别人批评不许，而且懊悔的结果也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就是皇帝！
    其次，两国交战，反对投降，是任何一方统治者都要坚持的原则。即使是陷敌而未能死节，亦往往在口诛或腹诽之列。对于尚未事敌的陷敌分子，他们或许会尽力争取，但绝不会以之为样板大力提倡。武帝是个民族沙文主义者，极居扩张野心，更容不得投降。在他看来，陷敌亦是失节，对于此类人，他是采取大节不保以前功劳一笔勾销的极端态度的。司马迁的”推言陵之功”，适逢其怒。在武帝心目中，这就是为之游说，就是宣传投降，就罪不容诛。而对于司马迁的初衷，则或许是真的“不晓”，或许是根本不欲晓，也或许是晓而不计。他是只看重客观影响，不管主观动机如何的。司马迁受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36），足证武帝并没有将其视为异己，是事后原其本心、珍惜其才、法外施仁呢？还是事前有意显诛、借以弹压臣民左右舆论呢？如果是后者，或者有后者的成分在，以一个小臣的身家性命为儿戏来实现某种政治宣传目的，用心就可谓良苦、良毒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司马迁一言之失，竟遭大祸。司法官们也确实能够仰体圣意，小题大作，定为“诬上”之罪，仅此一举，就足以在朝廷内外乃至举国上下造成轰动效应了。
    武帝其人，既非昏君，亦非庸主，文治武功，略有可称（37），但他是个秦始皇一样的暴君（38），家天下，私天下，刚愎自用，作威作福，连后世之小说家言也称其本性暴、淫、奢、酷、贼（39）。这样的人一意孤行，是听不进别人的不同意见的，暴戾恣睢、阴鸷少恩、权谋机诈。笃诚有加的司马迁遭逢这样的君主，是其人生的莫大不幸。忠言获罪，惨遭宫刑，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人极大的同情。
    封建社会，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政见的不同、利害的冲突乃至个性的差异都会反映到宫廷斗争中来。人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而这种种关系，往往体现为特定的社会文化心态。只有充分地占有材料，深入研究，把握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的种种关系，才能在自己的头脑里复制历史，立体地呈现其本来的动态面貌，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历来都是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其间的任何细枝末节，都无不牵动着最高统治者的神经。司马迁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一片忠忱，结果事与愿违，原因就在于误闯禁区，就敏感的问题说三道四。封建独裁者是不愿将此问题交付舆论公决的，臣民们只有唯命是从、慷慨山呼的份儿。至于其是非功过，那是历史学家们要讨论的事情，不过，必待成为历史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