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与非
    从以后发生的事实看，李陵却真的投降了。但是，促成其事者正是武帝自己。《李陵传》载：“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无功而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16）妻子皆伏诛。……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可见，李陵陷敌之始，并无真心事敌。由于武帝过听传言，处置失当，才把他逼上了邪路。古时君臣义合（17），际会之间，除了文死谏、武死战的教条之外，还讲究“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武帝之于李陵，出征，质其母妻（18）；兵败，囚其老母；传闻事敌，族其家。恩义寡浅，威刑有加，纵是忠义之士，也难免产生叛离之心，“朕即国家”的武帝不仁如是，足断其乡国之思。
    在此之前，李陵的无心事敌，可从《汉字·苏武传》记录的两段话约略窥其心迹。一段是劝降苏武时说的：“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19），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负疚、思母、惧诛，思绪万千，萃于一身，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真心事敌的。另一段是送别苏武时说的：“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20），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并且起舞作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矣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凄怆、怨怒、愤悒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李陵的肺腑之言，绝非矫情之语，足证陷敌之初，他是身在匈奴心在汉的。古人讲忠孝，李陵是飞将军李广长子当户的遗腹子，母子情深，可想而知，名将家风，砥砺忠烈，不言而喻。身陷匈奴，已自声名有玷，武帝杀其母，更将其逼入叛臣逆子的境地，君臣之道遂绝。此是李陵终生憾事，直到汉昭帝时，朝廷派其故人任立政等三人前往相招，他仍以“丈夫不能再辱”为辞。李陵之陷、之降，自有其主观的贪生怕死，丧失民族气节的问题在，理所当然地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谴责和批判。但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司马迁对李陵的了解，远比武帝正确。如果其时武帝采纳正确意见，政策和策略不犯错误，李陵的历史或将重写，亦未可知。
    司马迁之对武帝问，是心口如一且十分中肯的，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品格。然而，他毕竟不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并不善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护自己。从明哲保身的角度说，他的错误有二：一是“不自料其卑贱”，居然天真地给皇帝就此事出谋划策。在当时社会，对于像李陵这样的“叛臣”的处理意见，自应乾纲独断，并非臣下所宜言的。二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势下忽视了表明自己忠于民族、忠于君主的基本立场。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对于驱逐匈奴的战争，他是采取歌颂的态度的（21），处处洋溢着同仇敌忾的激情。可能是他认为提出具体意见比泛泛表态更重要，也可能是他认为召问之际一味表态文不对题，因而，在“群臣皆罪陵”（22）的气氛中竟奏出了似乎为之辩解的不谐和音。罪陵者中自有“全躯保妻子”的小人在，但其言其行武帝听着顺耳、看着悦目。政治化了的皇帝深得政治游戏之三昧，知道政治宣传对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司马迁的不合时宜给自己招来了杀身大祸，伴君如伴虎，一片赤诚换来个一命呜呼，恐怕终其一生也没能弄明白个中奥秘，关键就是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政治痴呆症作崇。
    三 武帝惩处司马迁的心理原因
    司马迁言不称旨，武帝怒发雷霆，“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对于最后两句，王力主编《古代汉语》释曰：“狱吏因而定司马迁为诬上之罪（应处宫刑），武帝最后同意了狱吏的判决。”大概是根据《李陵传》“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臆解，其实，史家叙事简括，好多细节是省略了的。封建社会，“诬上”的大罪是要处死刑的，要想免死，只有二法：一是赎（23），然而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二是宫，汉景帝中元四年就规定：“死罪欲腐者，许之。”（24）司马迁接受宫刑只不过是死刑的替代措施。同时，司马迁这样的钦犯远非小小狱吏所能审判得了，“下于理”的“理”当指当时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廷尉机关；“从吏议”的“吏”亦非胥吏之比，当指廷尉及其属下的廷尉正、左右监、左右平等主要负责官员，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看着皇上的眼色相机行事。王国维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推算，其遭受宫刑是天汉三年的事情，约略与屠戮李陵之母弟妻子同时。汉律，十二月处决犯人，司马迁之死刑改宫刑恐怕亦在此间。由此传言，铸成了李陵“生降”的冤案，因为迁怒，司马迁亦难幸免。
    当然，司马迁的获罪是冤枉的。武帝所指控的罪状，并不能完全成立；即或成立，也罪不至诛。是什么原因促使武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史记·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引东汉卫宏《汉官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西京杂记·卷六》所述亦与此略同。可是，汉时太史令是单“掌天官”（25）不管记事的，司马迁作《史记》纯为私家著述性质，生前未必进呈御览，王国维已指斥武帝削《史记》之说纯为无稽之谈（26）。况且，“举李陵”，于史无征。此殆为后人附益之小说家言，是当不得信史的。然而至今仍有人以此为其获罪的宿因，殊堪骇怪。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剖析武帝较深的心理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