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一说出〔1〕， 学者多以为中国的史学理论肇自西汉。近十几年来，随着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孟子及先秦诸子的历史观得到不同程度的阐发，丰富了古代史学理论的宝库。其实，在孟子以前一个多世纪撰成的《左传》中，已有了系统而明确的史学观点，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我国古代第一部称得上历史著述的，是《春秋》，它略具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开创了私人撰史之风，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但书中的史学思想，如果不是三传和孟子的阐发，人们很难明其所以。《左传》则不同，它首创史书中的作者评论，以“君子曰”、“君子谓”等形式，表达作者对历史和史学的看法，还总结历代史官记史法则的“五十凡”，表明作者对史家书法和文字要求的见解。“君子曰”和“五十凡”等，向我们提供了研究《左传》史学主张和历史观点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料。
    我国古代史学家的史学主张，往往是通过对以前史学的反思总结和评论来表现的。《左传》也是如此。书中两次以“君子曰”的形式，评论《春秋》史学的特点。一次在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一次在昭公三十一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这两段文字，既是对《春秋》的赞扬，更是《左传》作者自觉史学主张的集中表现。其中共提出史学三个方面的明确主张，一是史学的目的与作用，二是史家著史的态度，三是史书的文字表达。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早就对历史的作用有所认识。产生于西周初年的《诗·大雅·荡》中，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话头，批评殷人没有吸取夏朝灭亡的教训。《尚书·召诰》中，召公姬奭以夏商兴亡的历史警告周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肯定统治者吸取前代兴亡教训，学习治世的统治经验，就可以使政治安定、社会兴旺发展。《左传》作者将前人对历史鉴戒作用的认识予以归纳提高，作为历史著作编纂的目的明确地提了出来，指出，《春秋》这样的史书“上之人能使昭明”和“惩恶劝善”。
    “上之人能使昭明”中的“上之人”， 杜预解释为“在位者”〔3〕，就是从周王、诸侯到卿、大夫等各级掌权的人。在《左传》作者看来，历史家撰写历史著作，记载各个王朝兴衰的历史和统治方法的得失，是要向在位的和将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其学习好的经验，警惕恶的教训，头脑更加清醒，统治更为清明，政权巩固发展。这种对史学经世作用的认识，明确地将史学对统治者的教育作用提了出来，表现了《左传》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其史学观点初显成熟的标志。为了使统治者“昭明”，《左传》中特别注意历代统治经验和兴亡教训的总结。《左传》作者反复对历史进行考察，为什么“纣有亿兆夷人”却成了亡国之君，周仅有“虎贲三千人”却取得了天下？历史上的兴亡之道究竟在哪里？《左传》成公二年“君子曰”总结道：“众之不可以已也。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民心向背，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政治的成败、王朝的兴亡，这是历史规律的总结。正是在对兴亡之道认识的基础上，《左传》桓公六年借季梁之口，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的命题，指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将民看成了比神灵更重要的历史的主宰，而统治者的任务，则是为民谋利。《左传》文公十三年，通过对邾国迁都问题的争论，赞扬邾文公“命在养民”的认识和行动，说他是“知命”。《左传》中表彰了一系列恤民、重民的事例，说明，统治者要取得民心，必须从思想上“爱民如子”，在生产上“因民以时”，在政治上允许民众议论。〔4〕《左传》中的民本思想， 是先秦史学家历史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
    “惩恶劝善”，书中又说成“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指历史著作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社会风气的指导作用。青史留名，是世人的梦想。但留什么样的名，却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说到《春秋》“黑肱以滥来奔”的记载时，发表了大段的评论，指出：“名之不可不惧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意思是说，邾大夫黑肱是个小人物，他带了滥地投奔鲁国，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春秋》中要记载鲁国得地这一大事，进而写上了献地者的名字，这就使他叛离祖国的不义之名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看来，称名不能不慎重呵，对黑肱来说，史书留名还不如不留名哩。君子评论接着列举卫国大夫齐豹，因杀齐侯之兄絷，《春秋》就称其为“盗”的例子，赞扬《春秋》严格褒贬，“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这是两件史书“惩恶”的典型。至于“劝善”的事例，则在书中举不胜举。例如襄公五年，表彰季文子相三君却无私人积蓄；昭公十二年，赞扬子产“无毁人以自成”；昭公十五年，盛誉叔向执行刑律严厉处分循私枉法的亲弟弟叔鱼。事实上，史书直书史事完全能够起到使“善人劝焉，淫人惧焉”的作用。《左传》襄公十四年，卫国大夫孙林父、宁殖将卫献公驱逐到齐国。襄公二十年，宁殖病死之前，耿耿于怀的是自己有逐君之名记载于各国史策中，希望儿子宁喜能设法替他纠正这个错误，把卫献公接回国来。他说：“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后来，宁喜果然遵照父亲遗嘱，将卫献公迎回国复位。
    应该指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善恶观是不同的。《左传》强调的善恶标准是“礼”。君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书中，将是否合乎“礼”这一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作为评论历史是非的根本准则。对于那些只注意礼的形式而忽视其实质内容的做法，《左传》作者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昭公五年，鲁昭公到晋国去，“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女叔齐认为，鲁昭公置国内危机于不顾，而把演习礼的仪式作为要务，“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为此称赞道：“叔侯于是乎知礼”，充分肯定了女叔齐对礼的根本在于治国的解释。在《左传》作者评论中，把凡是有利于民众有利于治国的行为都视为“知礼”，反之，则称为“非礼”，其有意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引导社会风气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人们常说，历史的判决是最公正无情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家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而历史著作就是公正无情的判决书。史书中“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铖。”〔6〕以《左传》为代表的历史著作，敢于无情揭露丑恶的社会现实和坏人坏事，表彰美好正义的事业和好人好事。这样，在现实社会中，恶人可能由于害怕遣臭万年的历史惩罚而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志士仁人由于垂青史册的鼓励而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一般人将会以史书中的善恶事例作为自己的鉴戒，“以其善行，以其恶戒”〔7〕，从而“动则思礼，行则思义， 不为利回，不为义疚。”〔8〕这样， 历史著作就真正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