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从它传播时候起，就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就有人开始对它进行深入地研究，同时就有了批评与赞扬两种意见，唐代和唐代以前对《史记》进行批评的代表人物，应是班固和刘知几。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集中在价值观上，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而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则是全面的批评，从其所体现的精神，到体例，到遣词造句，可说是涉及到《史记》的方方面面。
    刘知几是唐代著名的史学批评家，他所撰写的《史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在前人史学评论的基础上，品评历代史书，总结我国封建社会前期1000多年史学实践，对后来的史学批评有非常巨大的影响，所以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不可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并给以科学的分析。
    一
    在评述刘知几对司马迁批评之前，首先了解他对司马迁和《史记》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程度上给予肯定与赞扬。
    1.刘知几指出司马迁与左丘明、董狐、南史一样，都能自成一家，立言不朽：“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1]（《史通·忤时》）刘知几的眼里没有几个能看得上的人，但提起左丘明总是称赞有加，《史通》中专列《申左》一章，推许《左传》，肯定左丘明在中国史学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刘知几认为司马迁可与其等量齐观，于此可见刘知几对司马迁评价的等级了。2.刘知几认定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是中国史学最基本的体裁。他将古往今来的史学文献典籍分为6类，《史记》即居其一：“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在《二体》一节中，进一步将文献的体裁划分为两种，纪传体即其一：“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又指出，纪传体有其优势和长处：“《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谱列年爵，志以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3.称颂司马迁的史料功夫。刘知几认为一部伟大的史学作品必须以坚实而广博的史料为基础，“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进一步指出，《史记》同《左传》、《汉书》一样，都是“擅名千古”的伟大作品。
    二
    再来看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首先，刘知几指出《史记》缺少道德评价，《史记》“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1]（《史通·六家》）刘知几认为史学著作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只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其中要渗透作者的价值评判，要使史学作品成为社会的价值尺度。刘知几心目中最高的史学典范是《春秋》，最低档次的史学著作便是“整齐故事”，即只能把事情排比起来罢了，言外之意《史记》就属于这个档次。
    其二，刘知几认为史学的最高典范应该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既以好善为主，又能以嫉恶为次，并且又有文饰。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左传》，而《史记》仅仅达到其中的一个方面。“‘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1]（《史通·杂说下》）
    其三，更为大量的是对《史记》体裁和体例的批评。《史通》一书的主要内容和最大特色是对史书体例和体裁的研究，第一次全国系统地对我国历史编纂学进行了总结，也从编纂学的角度对《史记》提出了批评。
    1.对《史记》所创立的通史体例提出批评：“寻《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1]（《史通·六家》）刘知几指出《史记》体例的缺点是分散，这个分散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体现在空间上，论述同一件事，却分散在不同的篇目之中，犹如北方的胡地和南方的越国一样距离遥远，彼此毫不呼应；二是体现在时间上，同一时间的事情，却被分割在不同的传记之中。
    刘知几还指出，《史记》体例失误的另一点是，记载重复，烦琐冗杂。并且指出这一失误给后来的史学编纂带来极为深刻的不良影响，使得以后的通史著作“芜累尤深”，因之学者们竟然连“新录”都怠惰于去浏览，而宁愿学习“本书”，为此而告诫后来撰述者，一定要以《史记》为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