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批评司马迁的天命思想，指出“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其言曰：《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刘知几批评道：“未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叙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1]（《史通·杂说上》）
    其六，篇目称名有误。如《田敬仲完世家》，田常去世后谥为成子，而司马迁却在其生前称其为成子，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其七，载言与记事的比例失调。在对《左传》作了充分肯定之后，又将《史记》与之进行比较，批评《史记》记言夹杂在叙事之中，冲淡了记事，遂使读者失去对记事大纲的把握：“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分扰，古今是同”。[1]（《史通·载言》）
    三
    刘知几的批评是否真有道理呢？让我们来逐条进行分析。
    （一）关于道德评价问题。道德评价是中国史学的灵魂，也是中国史学最优秀的传统。史学作品应该成为社会评价体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应该成为史学评价的对象。史学家应该具有社会的良心，把自己的社会评价渗透于社会，用于指导社会。从孔子的“善善恶恶”到章学诚的“史德”，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都以是否有道德评价作为衡量一部史学作品的首要条件。
    司马迁是否也这样认识道德评价的价值，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有《太史公自序》为证：“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诗》、《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在这段话里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要追踪孔子，并且认定自己就是当代的孔子，像孔子那样把自己的价值评判贯穿于这部史学中去。
    《史记》一书中司马迁最表钦敬之情的是孔子，司马迁最称颂的史学著作是《春秋》，《春秋》一部书给司马迁影响最大的就是道德评价了，司马迁“继《春秋》”，首先便是继承其道德评价，对历史人物用道德的尺度加以衡量，然后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太史公自序》以壶遂发问、司马迁作答的形式讨论“孔子何为而作《春秋》”的问题，司马迁的回答首先抬出老师董仲舒的观点，老师的答案是：“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是非”、“贬”、“退”、“讨”都是道德评价；“二百四十二年”指春秋时期，是道德评价的对象；“以达王事”是道德评价的标准。
    司马迁对老师的观点完全赞同，说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概括地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司马迁继承了老师的观点，并且予以发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都是进行道德评价，“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是道德评价的目的，是以“王道”为依据和归宿。
    司马迁对史学中应该贯穿以道德评价这一点有明确的认识，并将其渗透于各个篇目之中。首先《史记》篇目编列便有其深刻寓意。《伯夷列传》置为列传之首篇，实是一种道德评价。伯夷、叔齐是善人，为什么“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颜渊是孔子最为推许的学生，为什么“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滥杀无辜，吃人肉，喝人血，残忍横暴，横行天下，最后却寿终正寝，“是遵何德哉？”司马迁以善、恶为标准，衡量历史人物，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是明显的道德评价以？以此篇为列传之首，包含了一层意思，即以道德评价为人物评价的首要标尺。
    《史记》人物传记中往往有直截了当的道德评价。《秦始皇本纪》太史公借贾谊的《过秦论》批评秦始皇；《项羽本纪》太史公不无遗憾地指出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孝文本纪》太史公称颂孝文帝“德至盛也”，“岂不仁哉”，等等。这样的例子在“太史公曰”中已比比皆是。应该说，《史记》很好地进行了道德评价，并且为以后的史学作品树立了榜样。
    （二）关于体裁、体例的批评。这是刘知几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也可以说全面系统地提出批评。
    （1）关于纪传体通史。首先，刘知几对纪传体通史持肯定态度，他将《史记》与《左传》相提并论，而《左传》继《春秋》而来，《春秋》又是刘知几所最推崇的。从这样的背景下看刘知几对纪传体通史的批评，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刘知几说：“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1]（《史通·二体》）这句话很重要，是客观、公允的，对于刘知几的史评来说，具有指导的意义。是说，没有完美无缺的史学体例，任何体例都会有自己的不足。这是刘知几史学批评据以建立的哲学观念，应该是根本的带有指导意义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刘知几接着评价了《史记》的体例，指出：“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1]（《史通·二体》），刘知几将《史记》与《左传》并称等列，其地位不可谓不高。紧接说道：“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水流千转归大海，一切的体例都根源于编年、纪传两种体例；万变不离其宗，一切体例都归结于这两种体例。这就是刘知几对《史记》创立的纪传体最基本的评价。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对纪传体不足之处的如前所述的批评。所以，刘知几对《史记》体例的批评，并不是要根本否定纪传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