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达到史书使统治者“昭明”的目的和“惩恶劝善”的作用，就必须保证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因为只有史书毫不隐讳地记载历史上的真善美和假丑恶，才能使人们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获得榜样和劝戒。为此，《左传》提出史家著史必须秉笔直书“尽而不污”。杜预解释，“尽而不污”就是“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污曲”，〔9〕后人称之为“直笔书法”。本来，商周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君举必书”，〔10〕就意味着史官要直笔记事。《左传》中说《春秋》“尽而不污”，是肯定其“以一字寓褒贬”〔11〕的明确是非观点。然而，《春秋》为了“免时难”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12〕却又有不少隐讳的地方。从孔子以礼教为核心的政治伦理道德规范分析，其隐讳与褒贬史观并不矛盾。《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为，隐讳是服从于“父慈子孝”伦理的一种直。所以，唐人刘知几在论述直笔和曲笔时，就挑明：“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从而，将曲笔界定为“舞文弄札，饰非文过”，“事每凭虚，词多乌有”。〔13〕显然，在古代社会，绝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污曲”的史书。《左传》作者也意识到于这一点，所以书中虽然补充了不少被《春秋》隐讳了的史实，却每每为之辨解，而没有一句批评之词。在“五十凡”中，还将一定条件下的隐讳，视为史家准则。如文公十五年，“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准确地说，“尽而不污”是《左传》作者借评论《春秋》，提出的一般史家著史态度，是要求史家在封建礼教的大框架下，记史尽量合乎事实，不带个人成见。
    《左传》中特别推崇为了保证历史记载真实性而不畏强横不怕杀头的史官董狐和齐太史兄弟。董狐的事迹见宣公二年。晋灵公奢侈暴虐，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仅不听，反而一再派人要杀害他，赵盾只好逃亡。赵盾的族弟赵穿在桃园杀死了灵公。赵盾闻讯，未出境而返。臣子杀死国君是违背君臣规范的行为，而赵穿又与赵盾有特殊的亲族关系，于是晋太史董狐在史策上写下：“赵盾弑其君”，并公布于朝廷。赵盾辩解道：“不然”。董狐回答：“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左传》转引了孔子对董狐坚持史官职责的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齐太史兄弟的事迹见襄公二十五年。为了取悦晋国和夺得齐国大权，崔杼利用齐庄公与已妻姜氏私通的关系，将庄公骗来崔宅杀死。事件发生后，齐国太史在史策中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残暴地将太史杀死。太史的两个弟弟接上去重写，都被杀死。太史的小弟弟，毅然拿起刀笔，坚持书写崔杼弑君事。崔杼为太史弟兄的浩然正气所慑，不得不放下屠刀。南史氏得到太史三兄弟遇难的消息，愤然“执简以往”，见到太史幼弟已记下崔杼弑君事，才欣慰地返回家中。《左传》记载的董狐和齐太史弟兄的事迹，为古代史家树立了“书法不隐”的榜样。
    《左传》本身就是“直笔”的典范。刘知几曾高度评价道：“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左传》所录，无愧斯言。”〔14〕《左传》不仅将《春秋》所记载的事件予以详述，而且将其颇有“微言”或漏记的史实予以叙说，使人得知历史真情，还无情地揭发了统治者的骄奢淫佚、虚伪凶残，更记载了劳动人民饥寒交迫、道殣相望的苦难生活和他们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这些对春秋历史的真实记录，不仅可以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也为我们研究春秋一代的历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要达到史学使统治者“昭明”的目的并起到对世人“惩恶劝善”的作用，还有个史书的文字表达问题。《左传》作者认为，史家应该以《春秋》为榜样，在文字上狠下功夫，做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所谓“微而显”，是说用词虽细密，但意义要显明，不能含含糊糊，犹抱琵琵半遮面。这是历史散文专门记事的特点所必须的要求。它不同于哲学文章可以深奥难懂，也不同于文学作品可以恣意驰骋，历史散文必须简洁而又能准确地记述历史，使读者一看就明白所记事实，而不必披沙拣金百计寻觅。所谓“志而晦”，刘知几解释道：“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核，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又说：“善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15〕简言之，就是史家要善于对历史事实进行剪裁和讲究文字的表述，达到以最简洁的文字和最精炼的篇什，尽量全面地反映复杂的历史。为了使文字简洁却又含意丰富，《左传》很注意修史中对史实“该书”“不书”“先书”“后书”的选择和修史用词的解释。在“五十凡”中就有22条关于史官修史属辞的说明。如隐公十一年“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宣公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等。这些凡例，是解开史文含义的钥匙。根据凡例来写史，使史文中的用词简约，而其内容或作者褒贬的观点却能一目了然，实在是一种创造。所谓“婉而成章”，是讲文字表达要有文采，婉转曲折，又顺理成章。孔子对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达非常重视，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16〕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7〕意思是，史观、史实、史文的关系，犹人体之与衣裳，食物之与甘味。著史要讲求内容，又要考究文字表达，要通过对文字的修饰和锤炼，用简洁、流畅、优美的文笔，准确、鲜明、信达地表现历史。文笔不佳，即使内容再好，该史书也难以永远流传。《左传》中“婉而成章”四字，就是对孔子关于历史文学要求的高度概括。
    《左传》在历史文学方面可说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典范。它在史料剪裁上狠下功夫，使叙事有简有繁，繁简得当，通过对众多历史事件和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叙述，展示出春秋列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斗争和广阔的社会现实。它还善于以凝炼的文字，形象地描述复杂纷繁的历史，特别长于用简洁的语言描述紧张的战争场面。它善于用极少的笔墨，通过语言、动作和心理活动来刻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感情，展现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物风貌。它采用许多谚语、歌谣、口语、俗语，用以代替空洞的评论和无味的叙述，使文笔简洁、准确、鲜明、生动。难怪近人林纾盛赞该书为“万世古文之祖。”〔18〕
    我国古代史学有着经世致用、直笔真实和文字优美的传统，而这些传统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是《左传》。《左传》的史学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古代史学史园地的瑰宝。
    An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ic Theory in Zuo Zhuan
    Wang Shoukuan
    Abstract The author criticizes Liang Qichao's hypothesisthat there was no historiography before Si Maqian, andstudies views on function of historical purpose,thehistorian's attitude to his work and diction in istoricalrecords expressed in Zuo Zhuan,He believes thathistorigraphic theory expressed in Zuo Zhuan is of agreatsignificance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Zuo Zhuan; Historiographic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