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事件是由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总的合力造成的。恩格斯借用力学中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来图解无数个人意志的交互作用情况，从而把一个复杂的历史事变清晰地勾画出来了。当然，这种合力，并不是各种意志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交互作用。所谓力的交互作用，包括相互融汇、相互冲突、相互牵制、相互抵销、相互补充等多种情况的综合。正是这种平行四边形的力的法则，使所出现的历史事件、历史现状并不是所有人所共同希望的，它并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恩格斯说：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防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第三，合力论的普遍性如何？换句话说，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是只说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特殊社会形态？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分歧的。张一兵同志曾撰文说：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是将合力说泛化成人类社会历史中人类个体在一切社会生活里的共同活动法则。他认为恩格斯的本意，是指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中活动的特殊情境，不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过程〔4〕。 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
    一、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以人的存在活动为标志的，没有人的活动，就不叫人类社会，而只要是有人活动的社会，就逃脱不了恩格斯的合力说法则。即使是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亦如此。区别在于在这种社会形态里，异向力量的相互交错可能为同向力量的相互交汇所代替。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都一致呢？不能这样说。毛泽东同志说过，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思想也有差别，绝不可能都是一般齐。只要有差异，就可以构成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只不过它的力的夹角越来越小，平行四边形变成几乎上下边重叠罢了，正向合力更趋同一和有力。用图示，即可构成如下发展图式：
    要真正达到完全毫无差别的重叠，恐怕永远不可能，如果有，也只待将来社会形态发展的现实才能来证明，否则是不可信服的。
    二、恩格斯原话并未否定这一点。他说：“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有的同志就凭借“以往”、“象……一样”等字眼来证实恩格斯所讲的合力只是指特殊社会形态。我认为根据是不足的。所谓“以往”，只能说明恩格斯的论断是根据以往历史的事实作出的，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并不能由此断定它不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至于“象……一样”，这正是恩格斯准确用语之处。因为人类社会毕竟是有思想的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社会，同单纯的自然形态的发展法则当然有区别，只能说它们有相似之处。因为自然过程的发展也有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这就是生态平衡，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为此而竞争不断。两者的运动规律相似，这完全正确。
    三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为揭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谜，为我们铸造了一把金钥匙。它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动因是经济条件与其他因素的统一。恩格斯的这封信，批驳了那种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历史似乎是没有人参与而完全凭借经济和必然性而自发地发展的社会宿命论观点，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应当看到，唯物史观决不是把经济因素看成唯一的决定因素，否则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正是社会的这些不同因素，造成个体许许多多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从而形成不同意志和动机。历史运动的结果就是从这些不同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我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如果单纯用经济力量来解释，是缺乏力量的，它无疑还应包括传统的落后的人文精神和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就应有全面的观点，既强调经济动因的根本作用，又不否定其他因素的直接或巨大作用。我们现在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就是注意了这两者的关系，而实际工作中的一手硬、一手软，是必须引起我们足够关切的。
    第二，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起步，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诞生和发展，一种社会形态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所代替，这当然是一种经济必然性的作用。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是这种经济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外在的各种偶然性来实现。恩格斯在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致格·库格曼》的信中对这一点谈得更明确。他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会按照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前进的，但是这种前进却要通过偶然性来实现。这种偶然性包括偶然条件、偶然事件、偶然人物。正是这种偶然性，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进与退、快与慢及内含的差别性。正如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的出现就是一例。唐太宗和清文宗既然当了皇帝，注定要广娶天下美女，这在封建社会是必然的，但是不是必然要选上武媚娘和叶赫那拉氏，选进宫中又是否一定会得到皇帝的宠爱，则是由许多的偶然性造成的。而正是这种偶然性，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女强人：一个改朝换代，使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个周朝；一个垂帘听政，使近代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毁于一旦，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