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有较强的政治性。探讨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为统治阶级提供历史借鉴，以制订和修正政治措施。褒扬善人善事，贬斥恶人恶事，极力宣扬伦理道德，加强人们道德修养，教化人民。正如唐太宗李世民给编纂史书所规定的政治原则那样“极为治之本，尽君臣之义”。使史学著作与政治紧密结合，得到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促成了我国丰富的史著，也使史著在封建社会的全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举例探讨一下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性原则，以期为现代史著编撰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下面二个方面。
    1 “明罗治体”，就是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探讨为政优劣， 以资治道和推测未来，给统治者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行为规范。
    我国最早的史书就是从服务于赞治的文字中编纂出来的，诚如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史源》中所说：“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即史书的最早编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春秋》编纂的目的就是“惩恶而劝善”，要明君臣之分，以维护周天子的统治。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1〕为原则，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 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 他在《史记》中探求天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人事的作用，对鬼神提出大胆的怀疑，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教训。他在《楚元王世家》中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而乱臣贵。”这里祯祥即政治清明，是“君子用而小人退”的结果，妖孽就是政治黑暗，是“贤人隐而乱臣贵”的结果。他还直接批判今上（汉武帝）的施政得失。他在《项羽本纪》赞中指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过也’，岂不谬哉！”蒙恬以筑长城为绝地脉，司马迁在赞中责备他“轻百姓力”。他在《伯夷列传》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这决不是由天命，而是人为造成的现实问题呀！说明事在人为。他在《封禅书》所载李少君、文成将军、栾大等，皆以鬼神欺诳为事，浪费了大量财物，这只能反映出统治阶级的贪婪无厌，为求长生不老，可以一欺再欺，而终不悔悟，“方土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司马迁目睹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败，人民遭受到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他深刻地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热情洋溢地歌颂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列之于世家，比之于“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实际是告诫统治者要引以为戒，否则腐败到一定程度就会覆灭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之中。东汉荀悦提出了“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3〕， 他认为编写史著的原则是“综往昭来”，记载“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让统治者有鉴于此。〔4〕在《汉纪》序中，他自信此书，“可以兴， 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薮”。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也是以为统治阶级提供前朝经验教训为原则的。他注重“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还通过篇后的“赞曰”，“论事非，寓褒贬”，以使皇帝“明鉴戒”。从而明显地体现出为政治服务的精神。他在《汉书》中充分肯定郡县制的作用，指出汉初郡国并行，诸候“骄骞，数不奉法”，“率多骄淫失道”，是皇朝离心势力，对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才有贾谊、晁错之议，削藩之策。他评论贾谊之议“通达国体”，“吴楚合从（纵）赖谊之虑”；评论晁错削藩之策，“锐于为国远虑”〔5〕。这就为东汉推行郡县制，削弱诸侯国之权势提供了借鉴。班固认为西汉刑狱繁重，其原因是存在“五疾”：一是“礼教不立”；二是“刑法不明”；三是“民多贫穷”；四是“豪杰务私”而匿奸；五是“狱犴不平”〔6〕。这“五疾”之论，具有远见卓识， 至今对政治仍不乏借鉴意义。班固创立了《沟洫志》主要写治河，汉代以农业为基础，国家经常“劝农”，注意兴修水利，水利得失直接影响民生，贾让的《治河三策》，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汉代武帝时之强盛而汉末之衰败，同黄河的治理与失修关系甚大。班固写历史人物，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使贤任能的思想。对汉初任用智士，他曾经发表议论说：“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智）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使后人借鉴重用才智之士。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他强调与各族和邻国通使和好。《西域传》赞记说，武帝为“断匈奴右臂”，凭借丰厚的物质条件，穷兵黩武，奢侈浪费，以致繁重的赋税而导致民众起来反抗，“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班固认为汉朝时西域“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恩德，咸乐内属。……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可见，班固主张以德服人，自愿通好，反对索取和奴役各族，为统治者提供处理少数民族与邻国关系的借鉴，这就是为政治服务。
    唐代李渊在命萧踽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考证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7〕。唐初所编六史都是遵循“贻鉴将来”的原则的， 突出反映了事在人为的思想。魏征主持修史，更明确提出了取“鉴于亡国”的原则，即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自身政权的“安”、“治”、“存”〔8〕。杜佑生活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 亲身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变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编纂，总结经验教训，以寻求治国安民之术，从而挽救唐王朝政治经济的危机。于是，他在《通典》序中提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在《献通典表》中说：“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于是，他据“往昔是非，可为来今之龟镜”的原则，编纂了《通典》。他认为唐中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盖是人事，岂唯天时”。抛开天的作用，从人的因素中寻找国家兴亡的原因，得人才则兴。他说：“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颍”，这些都是成“王业”、“兴霸国”、“富国强兵”的“贤者”。社会安定在于“薄赋轻徭”，律己节俭。他说：“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天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己，自然乐其输矣。”显然，这就是通过编纂史书为统治者提供轻徭薄赋，开源节流，社会才能安定的借鉴。故清乾隆帝称誉《通典》为“经国之楷模”〔9〕。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则一语破的，道出了编辑的原则。直接以资治通鉴为名，宋神宗读后甚为赞赏，御赐书名，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一点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很清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以戒者。”点明了编书的原则是为统治者治国施政提供借鉴。并通过编史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要“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胡三省更是把《资治通鉴》说成是统治阶级必不可少的东西，他非常肯定地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致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0〕这足以说明《通鉴》编纂的政治原则是治身治世，有利于政治教化。司马光完全抛开了天人感应说，主要从统治集团本身去探索治乱兴衰的原因。他说：“未通人理于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故而，他认为统治者“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11〕，“天下兴衰，系于用人”，这个结论至今仍对政治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元朝编纂宋、辽、金三史，也是以给政治提供借鉴为原则的。《进金史表》说：“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进宋史表》说：“鉴于有夏，鉴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朱元璋建立明朝，下诏编纂元史，其原则在《进元史表》中说：“因已往之废行，用作将来之法戒。”明清之际，历史著作的编纂与现实政治也紧密相联，引古筹今，鉴往训今，从历史中寻求解救社会危机的良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为史为？”〔12〕这就提出了编史的原则是经世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
    由上可知，传统史著编纂以探讨政治兴衰，为现实提供借鉴为原则，或以古为镜，帮助统治者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俯顺民心；或考究国家政体的历史沿革，揭露封建专制政治的黑暗和专制君主的腐朽；或寻求历史根据、阐发自己政治主张，革除弊政；或探求历史发展的方向，实行社会变革等，充分发挥史学著作的社会作用，使史著对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