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明正伪,是历史研究必需注视,认真对待的。我国历史悠久,伪书的流传也早,时至近代,依然有伪书传播,而且在新的时代又有新的特点。其实即使是“伪书”,也不乏参考价值,即使是“真迹”,也可能其中有“作伪”。关键还是仔细鉴别,实事求是。 本文准备就近代书籍的真伪问题,略抒己见。 一 我国书籍浩繁,伪书也早有流传。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诗》(《鲁诗》、《齐诗》、《韩诗》)《书》、《易》、《礼》、(《仪礼》)《春秋》(《公羊春秋》)五部儒家书籍,成为“法定”的经典。随着经书的尊崇,也曾出现“伪经”。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的《尚书》,就是《伪古文尚书》。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当“儒家独尊”,孔子被尊为“圣人”之后,也出现过“伪造”的孔子言论之书,如《圣证论》,三国魏王肃所撰,大都援引伪《孔子家语》一书,托称“取证于圣人之言”。又有《孔丛子》,托名秦孔鲋所编,搜集并臆造了孔子以下子思、子上、子高、子顺等的言论,以及孔鲋与孔臧的事迹、文章,编成此书。 王肃的“伪造”《孔丛子》,是藉孔子名义驳斥郑玄,其目的是企图夺取“郑学”的地位。然而,“郑学”流传,至清益盛。因此,王肃之学,一直为经学家所非议,特别是清儒,不管是古文经学派,还是今文经学派,对他的“混淆家法”与“郑学”立异,都加责难。例如张惠言对其《易注》提出批评说: “盖《易注》本其父朗所为,肃更撰定。疑其出于马、郑者,朗之学也;其掊击马、郑者,肃之学也。……王朗父子窃取马、郑而弃其言礼、言封气、爻辰之精切者。王弼祖述王肃,而并其去比附爻象者,于是空虚不根而道士之图书作矣”。[①a]治今文的皮锡瑞说: “治经分门户相攻击,自王肃之于郑君始。伪造古书,依托圣言,亦始于肃。……肃注《家语》,以五常、七庙、郊丘之类,必牵引于郑之语,以肆相抨击,适自发其作伪之覆也”。[②a] 但是,《孔子家语》、《孔丛子》虽是伪书,但它毕竟是晋代以前的书籍,也曾保存了一些资料。《孔丛子》中的《小尔雅》,也经常为研究文字训诂的学者所引用。对这些伪书也不能囿于学派门户之见一概否认,对王肃全面否定,而应仔细爬梳,予以合理的剖析。 儒家经书定为一统以后,伪造经文和孔子言论之书,是其一大特色。到了近代,儒家经书仍为必读之书,在新的条件下,又有新的特点。 二 清代汉学重新兴起,考证群书,辨定正伪的图书也时有所见。 伪《古文尚书》,一直是经学中争议的载籍,明梅作《尚书考异》,定为伪作。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惠栋作《古文尚书考》,--揭裁其伪作的来源,《伪古代尚书》遂为学术界所公认。辨伪之作,又由辨经书之伪而延伸到史部和子部。且有专门辨伪独立成书者,如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其序曰: “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予辄不自量,以世新传伪书分经、史、子三类,考证于后”。[①b] 有人统计,“姚氏所考辩的伪书,经类有十九种,史类有十三种,子类有三十八种,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六种;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何人作者一种,有书大伪而书名伪者二种;有未足定其著者之人者四种。合计考辩之伪书有九十一种”。[②b]可见,伪书范围之广,种类之多。 到了近代,以《伪经考》名书,并影响晚清、民初学风的,则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钱玄同在《重论经今古文问题》一文中说:“康长素(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极精的‘辨伪’专著。”事实上,《新学伪经考》所以攻击“新学”,指斥“伪经”,是为了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从而拨除变法维新的封建绊脚石。因而它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不是单纯的“辨伪专著”,而是披着“经学”外衣,进行“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 因此,如果胶着于学术方面来衡量《新学伪经考》,那么,书中确实有其武断之处,符定一曾专门撰有《新学伪经考驳谊》一书,举出“驳谊”三十一事,谓其“徵引也博”,“属词也肆”,“制断也武”,“立谊也无稽”,“言之也不诈”。[③b]这里,不想就符定一所驳以及别人所议一一复检,只就《新学伪经考》中所谓“新学”和“伪经”来讨论一下。 康有为说:“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蓄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歆既奖成莽之篡汉矣,莽推行歆学,又徵召为歆学者千余人诣公车,立诸伪经于学者,莽又奖成歆之篡孔矣。……至于后世,则亡新之亡久矣,而歆经大行,其祚二千年,则歆之篡过于莽矣”。[④b]王莽是否只提倡古文经学,只依附古文经典,而援用今文经典?《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传,是否都出于刘歆伪造?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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