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王莽曾经推崇《周礼》，进行“托古改制”，以符合其改革的需要，王莽也曾提倡《古文尚书》、《左传》、《逸礼》等古文经传，从而相对地压抑了今文经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绝对排斥今文经学，他对今文经典中认为有用的东西也予汲取。例如西汉哀、平年间，谶纬盛行，今文经学相信谶纬，用以解释灾异祥瑞，进行迷信宣传，王莽即大加提倡，藉以证明自己的“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王莽封“宰衡”后，刻“宰衡印章，以通于西海”，翟义反对，王莽“抱孺子，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而讨翟义”。居摄二年冬，又引《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臣莽敢不采用”。[⑤b]《大诰》、《康诰》都是今文《尚书》。还有，王莽改制时的封地四等，也不同于《周礼》，而大体同于《王制》，而《王制》却是今文学家用以诋击《周礼》，排斥古文的重要文献。[⑥b]由此可知，王莽尽管尊重古文经，但对其他西汉过去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他认为有用的东西，且曾汲取利用。
    王莽要夺取政权，就要在政治上收揽各方面的势力。《汉书·王莽传》载：“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鼎、月令、兵法、史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在这数千人中，应该有通古文经的人员在内。
    但西汉立为“博士”的今文学家，对王莽政权没有危害的，他也不排斥。例如传梁丘《易》的衡咸、传欧阳《尚书》的欧阳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王莽又任传大夏侯《尚书》的唐休、王吉为九卿，吴章、快钦为博士，传小夏侯《尚书》的冯宾为博士等。王莽虽曾屏斥今文学家，如传施氏《易》和《礼》的刘昆及其家属就为王莽所系。但被“系”的原因却是“王莽以昆为聚众徒私行大礼，有僭上心”。[①c]又因他姓的是“刘”，遂致被“系”。他的被处罚，不足以说明是以宗今文而被斥。相反的，古文经师中如果有对王莽不满，也不能幸免，如传高氏《易》的高康，即以翟义起兵事牵涉被诛。因此，王莽对今文学家或古文学家，并不视其传授今文或古文而黜陟，而是要视其政治倾向而予以赏罚的。
    应该说，王莽统治时，有些今文学家，曾对其统治不满，他们不以保持禄位而媚王莽。如传小夏侯《尚书》的王良，“王莽时，称病不仕”。[②c]又如传孟氏《易》的洼丹，传欧阳《尚书》的牟长，传《鲁诗》的高翊，传《鲁诗》、《论语》的包咸，曾先后“避去”。但也有世传《古文尚书》、《毛诗》的孔子建，不去阿谀“新室”。桓谭也在“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之时，“独自守，默然无言”。[③c]尽管王莽在经学上对古文经学让步，但古文经学家并不完全甘心服从王莽的统治。
    如上所述，王莽依附古文经典，但也援用今文经典，提倡古文经学，但也不绝对排斥今文经学；王莽拉拢一些治古文经学的人，但对并不妨碍其统治的今文经师，也保持其禄位。王莽不过是以“经典”作为其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而已。
    至于古文经传是否都是刘歆伪造，也不可能。康有为考辨之武断，即梁启超也不否认。他说：“《伪经考》之书，……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孱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借重于此等杖词强辩而始成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④c]
    《伪经考》的主观武断，却对传统学说以极大振荡，引发了民国初年的“古史辨”。
    《古史辨》的作者顾颉刚说：“刘歆立几种古文经传，我们承认他是一番好意，但他的伪窜是一件确然的事实”。[⑤c]“刘歆既经造了假古董来开新文化，为要使得它流行，便不得不插入些时代的需要，作鼓动有势力者护法的方术”。[⑥c]从而“助莽佐篡”，作为“国师”。又说：“《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⑦c康有为提出《汉书》所说古文经来源有问题，崔适《史记探源》更谓《史记》本是今文学，由于刘歆的窜乱，乃杂有古文说。顾颉刚将《史记·五宗世家》和《汉书·景十三王传》对比“辨伪”，还写了《史记儒林传及释文序录传经系统异同表》。[①d]
    顾颉刚的怀疑经籍，辨释古史，同时受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启发。康有为以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味无稽的。“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②d]中国历史秦汉以来乃可考信。顾颉刚也说：“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两千余年，只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自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③d]
    由于顾颉刚受了今文经学“疑古惑经”的启发，从而拟订《辨伪丛刊》的目录时，就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史记探源》。[④d]又对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常常称道不置”，进行校点。还根据钱玄同的建议，把《新学伪经考》和《汉书艺文志辨伪》中的辨《左传》和《国语》的一段，崔适《史记探源》中的《序证》和《十二诸侯表》两篇中辨《左传》的几段，《春秋复始》中的《序证》内辨《左传》的几段补入，作为“附录”。《古史辨》第三册还专门研究《易经》和《诗经》，“其中心思想破坏《周易》原来的伏羲、神农的圣经地位、而恢复它原来的卜筮书的面貌；破坏《诗经》中文、武、周公的圣经地位，恢复它原来的乐歌面貌”。[⑤d]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伪经”，对传统学说以极大的振荡，顾颉刚注目“破坏”，“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经典”成为古史资料，在经典和其它古史资料中又要辨明真伪。这样，既动摇了“经书”的地位，又引发了“疑古辨伪”之风，使一些古籍的真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破坏”了过去迷信古籍的旧传统，引发了新史学的开展。
    古籍的真伪，逐益辨明，这是近代学术界的一大功绩。